日常对话

《日常对话》2016

《日常对话》是一部“业余”之作，是导演黄惠侦的第一部作品，由她近二十年拍下的家庭录像最后剪辑而成。但也正是因为这份“业余”和私人性，让它显得坦率真诚。

不是纪录片

黄惠侦一开始的想法并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想通过摄影机这一装置的介入，能够解开自己与母亲间几十年的隔阂。摄影机虽然让黄惠侦的母亲有一种更加羞于开口的不自在，但对她自己而言，拍摄的行为让她有了隐身在摄影机背后的机会，从而能够讲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表达的问题。

《日常对话》中满是沉默的时刻，母亲欲言又止，或索性闭口不言。面对女儿的尖锐问题，她习惯性地选择了逃避。“家”成为她内心自由的束缚，并不断地揭开她内心深处曾经遭受的屈辱和创痛。她选择了逃离，选择了与两位女儿保持距离，并在陌生人身上寻找情感慰藉。

与情人和朋友一起的生活成了母亲逃避可悲现实的途径，只有在这些时刻，她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自由。因而，当黄惠侦拿着摄像机去采访母亲的女友时，她获得的是自己从小到大都不曾见过、也未曾预料到的母亲形象：特别温柔，会照顾人，还会帮女友洗内裤，觉得是享受的事……

打破沉默

母亲的这种双重生活，或许让她更进一步坚定了解开心结的决定。这是纪录片结尾黄惠侦与母亲两个人坐在长桌的两头，展开的真诚对话。面对抛给母亲的那个无解之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们？——再次被沉默，黄惠侦说出了自己阴霾几十年的创伤：父亲对自己的性侵，并想知道母亲是不是知道此事？

电影没有给我们作出解答，但我们可以推测：母亲真正了解到女儿的难处，正如女儿一直在理解母亲。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化解情感矛盾的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对方的难处，大家都不容易，于是事情在沉默中就过去了，而不会借用语言继续将它清楚表达。

“侯孝贤时刻”

这让我再次想起了侯孝贤的伟大，他如何真正发现了生活的伟大法则（见《方绣英》的评论）。在《咖啡时光》中，女儿告诉母亲自己怀孕的场景，也是被前后回荡的沉默所包围。镜头从母女俩的背后远远地注视着他们，两个人都被卷入了这句话掷出的涟漪中。冲突后陷入的沉默，这正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

同样地，在《聂颖娘》中，舒淇所扮演的颖娘在听闻家人消息后陷入的掩面哭泣，这长久的沉默同样指示出了我们在此处所谈及的“侯孝贤时刻”：中国人面对强烈情绪（悲痛……）的方式不是表达，而是隐匿。不是因为外部刺激自然地作出反应，而是陷入沉默。

影像的私人性

《日常对话》中的影像并不具有彻底的私人性，许多片段确实是由黄惠侦自己拍摄的，但在更加重要的对话场合，摄影机被另外一人所操控。即便在结尾长桌对谈那个镜头中，现场确实只有母女两人，但放置在远处的固定镜头还是显示出了旁观者的幽灵。

真正的私人影像是像河濑直美在她最早期和后来不断拍摄的纪录片中所展现的那样，手持摄影机的人是导演本人，所记录的也正是她自己的亲密生活。在镜头的晃动中，导演投注了自己的感知和情感，由此才显出来影像的私人性。

《日常对话》多少隔离了导演与影像间的距离。一方面，镜头很多时候确实投注着黄惠侦的目光，但另一方面画外音的加入又让观众对影像的私人体验脱离出来，导演评析着影像，并告诉观众影像外的事情。这也是这部纪录片显得“业余”的原因，但真诚弥补了这份缺陷。

有些人是天生的“浪子”，不适合进入封闭的一对一婚姻围城，影片里的阿嫲，短发、衬衫、裤子，没挂慈眉善目，大部分时间面无表情，嵌入不了典型的阿嫲形象。她的个人史，子女不了解，兄弟姊妹不往来，只能从辗转的一个个情人那里拼凑，温柔时亲手洗内裤，豪爽时甩一两千打牌，生气时摩托车不让坐，浓情蜜意时许下一起打拼买房子的承诺，仿佛与她们厮混的那个人，才是被画家赏一丁点白，瞬间眼波流转，从平面画布活过来的人。

社会上对于少数群体的态度，在影片中可窥知一二。大舅的回答是：“不知道，知道这些要做什么”，赶紧转移话题，说起庙会头阵要来了，姨妈连声否认不知道，衣服赶快洗一洗比较重要，不要被晒黑，白白的才能卖个好价钱。二舅先提起与家暴的爸爸通话的事情，肢体语言是两手交握、得意的笑、喝水，问起妈妈喜欢女生，就右手不停磨砂左手。老一辈的同龄人即使隐约了解，都一口咬定不知道，内心觉得这无关紧要。

妹妹的女儿阿琳满口支持，认为这是她人谈恋爱的正当权益，不要妨碍别人，别人自己开心就好，不被承认很可怜。另一个女儿阿玟的态度是不知道要不要支持。其实阿琳的满口祝福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支持，她的外婆就是少数人群的一员，在她与外婆相处这么多年里，她并没有从细微处去想象她们该如何生活，需要什么，抽象的口头支持帮助甚微。 阿玟的态度代表许多暧昧不明者，中间派，支持一个人天生的权利需要理由么，不需要，难道爱一个人还需要举办一场听证会，才能论述其合理性，异性恋为什么不需要经历此流程，还会被不停催婚。

妈妈潜意识认为告诉两个女儿不好，可以把女人带回家来，但是不要明说。女儿根本都不了解，台北桥下有一群和妈妈相似的人，所以她并不害怕出柜。并不身处这一群体的外人对她们知之甚少，又没有足够爱的动力去了解，说“我支持”这一句话本身，不比“我不清楚”高出多少。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说重要的话，母女共同生活三十几年，在心里预设可能的对话禁区，永远在聊买菜、洗衣服、亲戚这些无足轻重的话题，我们的嘴皮不停翻飞，我不停地看到你进进出出，可是我们没有在真正交谈，这就是问题。片头女儿一开口对话，母亲就摆出抗拒的姿态，沉默。片尾女儿问叔伯姨妈，“三十多年过去再进老屋有什么感觉？”他们回答：“哪有什么感觉，东西都坏了，怀念过去要做什么，过去的东西都淘汰了。”经历过剧烈时代动荡的人们，对于苦难习以为常，走出门遇见了，有种熟人间又打照面，挥挥手的感觉，个人细微的情感不值一提，把它们供上圣坛，“那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一切都没什么好说的，摊开讲它干什么，反正饭照样吃，河水照样流。但是那些创伤，妈妈提起来还存有把他剁成肉酱的愤怒，梦魇里永远害怕被找到的恐惧，女儿被猥亵由此对妈妈爱意的怀疑，不拿出来在阳光下晾晒，放在柜中成为骷髅，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可能只是仅仅活着，笑着毫无温度。很多人纠结母亲是否知情，倾向于美好的不知情，抛开这个答案本身，她跟妈妈说了，她一口否认，她讲出来，这就够了，在黑夜中发生的故事链条就此斩断，不会代际遗传，成为下一代子女身体内的遗毒。

阿嫲对于孙女“爱不爱我”的问话，第一遍戏谑地说：“你这么坏我还爱你”，第二遍是无意识的反射，“你爱我我就爱你”，第三遍才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我爱你”，这才是她最真实的情感，需要女儿把大家都拉到镜头下，一层一层剥开含泪的洋葱，露出最纯粹的内心。

齐柏林曾以航拍的方式来俯瞰台湾岛屿的美丽与疮痍，吴乙峰将信件为依托用旁观的方式纪录大地震后灾区的悲痛与重生。从土地到历史、从环境到社会，台湾纪录片的大宗似乎多在用“大切口”落脚在“大命题”上。

当导演黄惠侦以一台手持摄影机，对着她的同志母亲，展开一场又一场对谈时，盘旋在高空的镜头终被拉回平等的视角。尽管切口很小，但透过这个家庭纪录片，个体生命经验所带来的反思，却牵引出让整个台湾社会关注的力量。

脱胎于纪录短片《我和我的T妈妈》的《日常对话》，并没有满足观众对同志群体的猎奇想象，黄惠侦以题目的改变，将纪录片的焦点从同志身份转移到日常当中。试图用朴素的生活影像，还原一个只是身份看似特别的普通母亲。

每天煮完饭后，便去外面和女友们聚在一起。会在开心时亲昵地称呼对方“宝贝“，烦闷时也会忍不住骂脏话甩脸色。买菜、煮饭、聚会、打牌，除了喜欢的对象的性别不同，黄惠侦母亲和她这个年纪的阿嫲似乎并无差异。

《日常对话》呈现出的同性群体的状态也是积极和阳光的，在镜头前，她们的话语和表情都透露出台湾妇女的在地化的人情味，日常书写极力破除的是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让她们回归普通人的身份。破除了对同志的刻板印象让她们回归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视角也真真切切回归到了生活。

从1998年开始纪录母亲，用二十年的时间消除了母亲对镜头的陌生和恐惧感。因此我们才得以见到在家穿着随意，面对镜头尽管迟疑却坦诚的母亲，从而才开启了对话的可能。在《日常对话》中，黄惠侦肩负着双重身份，她既是观察对话的拍摄者，也是完成对话的被摄对象。

开篇黄惠侦便用旁白缓缓交代了母女间的陌生状态：母亲每天匆匆为自己备完饭之后便离开，不愿在家多待，在外面永远比在家开心。从幼年开始的疏远关系，让黄惠侦不止一次怀疑母亲是否爱自己。开启对话的目的，在于修复母女二人的关系，同时作为参与者，她也同母亲在完成对话的过程中，一起面对过往的伤痛，撕开伤疤后，自我疗愈。

一次次的对话和群访，逐渐追溯并建构了母亲的过往：年轻时被说媒嫁到嘉义，丈夫喝酒赌博并且经常对妻子拳打脚踢。舅舅面对镜头时曾说：“他（黄惠侦父亲）一直在骂我姐，我在场他也一直骂一直动手，夜里三点还在骂”。带着女儿们出逃之后，通过做牵亡养活一家人。

在被问及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还会结婚吗？母亲笃定地摇头，一个不想成为母亲的人被迫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和义务，于是以至于她向女友们用“领养的孩子”的说法来遮掩女儿们的存在，过去的婚姻对于她来说是不愿提及的羞耻，女儿对她而言是羞耻的衍生物。

但在她坦诚面对自己的取向随性生活后也自承，女儿跟着自己吃了很多苦。无法表达的埋怨和愧疚积压在心底，久而久之，便成为了母女间隔阂的屏障，让她们变成了“餐桌上的陌生人”。

成为了母亲的黄惠侦，身份的转变让她期待着自己和母亲也能有所改变。但她知道，如果母女俩不用尽最大的勇气共同面对曾经发生的过往，伤疤只会持续溃烂。末段，餐桌前黄惠侦终于鼓起勇气发问母亲，年幼时当父亲性骚扰自己时，她为何置之不理。

母亲否认之后低下头，但在涨红的脸颊中我们已经读到一个母亲的自责和懦弱。漫长的沉默之后，黄惠侦啜泣着回答“我要你知道，那不是你的错”。日常对话，终于在这一刻迎来了解答和救赎，与其说黄惠侦原谅了母亲，不如说她希望母亲原谅和放过自我。

黄惠侦和母亲，都没有错。那二十多年来的疏离，是何者之过？《日常对话》的纪录影像对台湾女性的坎坷处境提出了发问。

台湾“后海角时代”诸多影视作品中，父亲通常是一个缺席的人物符码。《日常对话》中的“父亲”与“丈夫”等男性角色都是不在场的，但即便缺席，却始终是一个无法避谈的存在。男性权力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黄惠侦母女俩用二十年，都未能从阴影中走出。

“我和妈妈一直都被关在了那件屋子里，不曾离开过”。因为外公的暴力，外婆曾经试图自杀；惠侦母亲的女友忍受不了丈夫的欺辱最后选择离婚，《日常对话》中的女性似乎都不曾逃脱过类似的命运。台湾传统社会性别结构带来的女性悲剧，也通过对谈一幕幕浓缩在影像当中。

噤声的人只会更加沉默，《日常对话》所做的便是用自己家庭的故事来打破沉默，对台湾传统社会结构的不满，发出声音。黄惠侦明白，也唯有如此，自己和母亲才可以从罪责与疏离中解救出来。

片末，外孙女甜甜地问黄惠侦的母亲：“阿嫲你爱我吗”，那个曾经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母亲居然不耐其烦却又害羞地答应“我爱你啊。当母女俩人撕开伤疤，鼓起勇气面对记忆中的最灰暗时刻后，长达二十年的沉重氛围，终于在此刻变得如此云淡风轻。

“Documentary is about someone else, fiction is about me.”

“纪录片关于他人，而故事片则关于自我”

这是引自戈达尔对于故事片和纪录片的不同描述，也是多年以来纪录片在大多数人心中所成形的固有印象：它的表现对象可以是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物传记，可以是一场历史事件，也可以只是一碗挂面的制作过程。纪录片之所以留下不夹带私人感情的印象，也正是因为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定义的先入为主。而纪录片难道不可以私人化吗？从他人到自我，这中间所需要逾越的障碍是什么？

纪录片与故事片本并不是遵照真实和虚构归类的那般泾渭分明。纪录片并是简单粗暴地将真实进行拼接，故事片也并不意味着不真实。事实上，两者之间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而无论是制作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在面对素材是都需要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只是与故事片制造影像的再现和重塑，纪录片的记录方式不被容许有太多虚构的空间，这就需要制作者以与众不同的视角进入真实，在拍摄、剪辑和拼贴的过程中重新编排叙事链。于是当一部电影承载许多私人化的情感和思想之后，故事片的作者还可以遮遮掩掩将自己隐藏在浮夸想象和润色修饰的掩护之下，以一种蜿蜒曲折的方式抵达观众，和乐于将电影与导演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观众玩捉迷藏游戏，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则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无畏的态度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袒露在观众面前。

黄惠侦的《日常对话》就是这样一部私人化的纪录片，它的镜头对准创作者的母亲、对准母亲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段落。黄惠侦在一段段与母亲、家人、母亲的前女友们的对话中试图抽丝剥茧出一个在她心中成谜的母亲。

你知道妈妈是个同性恋吗？

母亲阿女在前夫、女儿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不情愿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而更愿意与朋友们一起看戏、赌博和玩乐，这样一面的她似乎更加快乐自在。对于母亲，黄惠侦总是感到困惑，而这种困惑在她自己也成为母亲之后没有消散，反而越发鲜明。

阿女是一个被认为是“T”的女同性恋者。T的说法，最早来自台湾的女同志运动。在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台湾，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深入人心——阿女所出生的台南家乡就是连家族墓碑上不允许出现女性名字的传统农村。最早浮出水面的女同志，是一些举止打扮甚至思维都非常男性化的女性。这些人，自称为T。T是英文Tomboy的缩写，原意是“男子气的女人”，本来并不只是用于形容女同志，但是T被台湾同志用来指代那些男性化的，或者扮演男性角色的女同志（也就是“显性的”女同志），并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开来。

黄惠侦曾记录下这样一个片段，儿时童言无忌的外甥女因为阿女打扮过于男性化而提出性别质疑：“阿嬷到底是男还是女？”、“阿嬷从来不穿裙子，但是女孩子都穿裙子。”黄惠侦本人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她坦言小时候曾因为母亲的性取向而感到可耻，因为她所接触到的社会不理解更不包容阿女这样的人。而当她向阿女仍生活在农村的兄弟姐妹询问是否知情时，他们大多露出冷淡而麻木的表情，继而否认、回避甚至是听而不闻。现如今儿孙一辈已经可以接受并且支持性少数群体，然而阿女出身的台南传统文化对于她女同性恋身份仍然是不解和忽视。

而另一个曾经让黄惠侦感到蒙羞的是母亲的职业——她是葬礼上表演“牵亡阵”的艺人。黄惠侦和妹妹从六岁起就跟随母亲一同演出，因为无能的父亲不能给家里带来任何收入，她们从没有上过一天学而每天在送葬队伍里赚钱糊口。她在20岁时就逃离了这份职业。在传统文化中，丧葬从业者向来是中国人觉得晦气也看大不起的人群，更不用说像阿女这样在葬礼上进行表演的艺人。在丧葬习俗占据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阿女这样的“牵亡人”因为人们对于传统仪式的执念而有了经济收入和存在的理由，但却不得不处于被驱逐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话语之外。

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作为一个送葬艺人，阿女既不被传统社会所认可，也被现代社会所远远抛下，误解、歧视和贬低树立起一道无形高墙，将她阻挡在主流价值观之外，圈禁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之中。提及女同性恋，阿女在回答女儿问题时却有些满不在乎：“ 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潜台词则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这背后折射出传统文化中人们面对苦难时隐忍和压抑的脾性，也透视出性少数群体在台湾曾多年被贬斥、被隐形、被边缘化的生活现状。

传统观念和主流文化在阿女周围筑起高墙，大约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她也在自己和最亲密的家人之间筑起一道藩篱，阻隔开那个在女儿面前沉默寡言甚少感情流露的母亲和社交圈子里判若两人、容光焕发的阿女。

你记忆中的妈妈是个怎样的情人？

尽管阿女可能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在传统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她不得不走入婚姻生儿育女。阿女的前夫是个无能而暴躁的酒鬼，她在这段婚姻中常常遭到殴打，因此在黄惠侦十岁时她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丈夫躲藏起来。在这之后阿女也开始交往女朋友，这是女儿们知之甚少的另一面。

在几位女朋友描述里，阿女是个喜欢漂亮的姑娘、主动大方、而且温柔体贴的伴侣，但也十分地不可靠：

“阿女心情好的时候喊我宝贝！宝贝！但没心情的时候就会不理不睬。”

“她知道我喜欢看戏，追我的时候经常带我去看歌仔戏。”

“我前夫常常打我，但阿女对我很好，甚至会帮我洗内衣。”

“她送过我一个玉镯，我曾经带在手上十几年。”

“我以前想和她一起存钱买房，但阿女总是很快就把钱给散光了。”

在与母亲前任情人们的对话中，黄惠侦更是惊讶地发现阿女竟编织出一套关于婚姻和女儿的谎言。她谎称自己结了一周的婚就受不了丈夫而离婚，谎称黄惠侦和她妹妹都不是亲生而是领养的。这套大家在孩提时经常听到大人拿来当玩笑的说辞，在成年后的黄惠侦听来却是格外的刺耳和痛心，阿女看待过去的方式将她和妹妹的出生圈划在一段被埋葬的记忆里。

这段婚姻既不能给她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也不能保障她生存的基本条件，甚至还常常受到前夫的拳脚相向。事实上阿女并没能在一周内解脱，而是忍耐了十几年才从中逃脱，她也没有以离婚为手段，而是名不正言不顺地东躲西藏。因为喜欢女性和自己的“男子气概”，阿女对于前夫的家暴感到羞耻，她试图抹消掉那段失败的婚姻记忆，进而否定自己曾经的妻子身份也否定自己生下孩子的事实，而在情人面前建构起一个勇于抗争、叛逃婚姻的果敢形象。

你知道爸爸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吗？

采访家庭成员和母亲的前女友是在探究他人记忆中的阿女，黄惠侦在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母亲时还缺少最后一块关键拼图，打开她身上最后谜团的钥匙则在于母亲自己。当纪录片镜头对准餐桌旁的母女二人时，她将这些问题直接抛向阿女。她想要问她对家人为何如此冷淡疏离，她是如何看待她的家庭和子女，她又是如何面对过去的伤害。

与母亲的对话并不总是通畅，阿女并不是一个健谈的采访对象，尤其被问及关于自身的问题时，她常常沉默不语，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直接说：“别拍了”、“我说不下去”，继而离开镜头的直视。然而黄惠侦明白，母亲拒绝沟通是一种自我保护，封闭感情的自卫和下意识的逃离让她可以暂时回避那些痛苦记忆，麻痹过去给她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在自己和亲人之间划下深深的鸿沟。即便如此，无论是母亲还是黄惠侦自己都无法从回忆中的阴暗角落得到解脱，那些经年累月的误解和失语只会成为割裂亲情的利刃。

黄惠侦告诉母亲多年以来她的困惑和不解，以试图撬开母亲封闭外壳上的一个口子。她向阿女诉说年幼时发现自己在父亲床上醒来时的绝望和恐惧，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和母亲和妹妹睡在一起，她隐约觉得母亲是因为这件事而对她产生疏离的隔阂。黄惠侦想让母亲知道，她既是父亲家庭暴力和性侵的受害者，也因母亲对往事的回避和否定而备受煎熬。虽然她在十岁时就和妹妹一起随母亲逃离家庭，虽然父亲早就自杀身亡，但她感觉到自己和母亲灵魂里都有一部分被关在了10岁前和父亲同住的小屋里，不见天日。

黄惠侦向母亲倾诉这些往事，一方面是想得到母亲关于爱的回应，另一方面是想告诉母亲，是时候揭开遮掩伤痛的障眼法，将那段记忆进行超度。

阿嬷你爱我吗？

在电影的结尾，黄惠侦年幼的女儿与外祖母阿女嬉笑打闹，不断问她：“阿嬷你爱我吗？天真烂漫的孩童可以脱口而出的问题，在成年人那里却是如鲠在喉那般的艰难。

黄惠侦想探究的，也最终是这样一个问题，母亲是否真的爱我？她向母亲表达了她的爱，她告诉阿女因为亲情，所以她最终将母亲接到身边同住，替她偿还债务。但阿女在对话中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复，她依旧不声不响为家人做好早午餐，然后出门和朋友们度过一天。当黄惠侦哭泣时，已经离开房间的阿女又默默回到桌旁，镜头记录下她缓缓伸出手向黄惠侦递出一张纸巾。黄惠侦并不能从阿女口中获得想要的答案，在镜头和访谈拼凑出母亲的图像时，最后一块拼图的钥匙也许就在阿女的沉默无言中。

《日常对话》是私人化的，不仅仅在于黄惠侦对母亲长达20年的影像记录，也不仅仅在于自己童年伤害的袒露和泣诉，更在于它成为了一个探究母亲内心世界的通道，承载了她的疑惑、她的求索、她的痛心和她的爱。黄惠侦说，除了以这种方式，她不知道如何让母亲敞开心扉。也正是阿女的在对话中的缺席，与女儿在同一屋檐下的形同陌路，给母女二人之间并不顺畅的日常对话，创造了澎湃的情感张力。同时《日常对话》也打开了一个成长于旧时代的女同性恋者的家庭生活，打开了一个乡土台湾的遥远窗口，窥见更多存在于这窗后悲欢离合的叠影。

《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对于个人的私生活的探索和纪录在纪录片的创作中不是那么的讨喜，原因就是曾有纪录片大师导演说过“如果你希望可以治愈自己，你应该去看精神医生，而不是拍一个纪录片。”更有人曾言道，纪录片是关于他人的。而黄惠侦的这部讲述自己和自己母亲多年误解的作品，却是一部完完全全将镜头面向自我的的“私电影”，我并不是想谈论纪录片应不应该拍摄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拍摄走进自我内心的作品可否称的上是优秀的纪录电影，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复杂难以片刻言明，短短的文字断然不足以辨析清楚。事实上，黄惠侦的这部作品虽然是一部自我指向的影片，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的看清楚影片内容背后所隐含的广阔的社会背景，从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她一家人的生活和内心困惑，同时也是直指到我们每一个观众的内在深处中去。而就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部影片是都多么的优秀了。

《日常对话》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其极富有东方人文的特质的情感内容传递方式。通过片名我们就可以明白，这部影片的内容就是聚焦在两个方面：日常和对话。日常是关于导演和母亲三十多年来的生活，对话是关于如何填补母女之间不可用时间来衡量的内心沟壑。不同于其他的一些纪录作品，《日常对话》中没有说话滔滔不绝的角色，也没有万知全能的解说，我们看不到始终将内心独特观点充斥屏幕的的编排，影片中的对话充满的大量的沉默。对于东方的文化而言，人们内心的想法是不应该随意吐露的。自古以来，所有的贤哲都告诉我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因为事情的发展变化而搅动自己的内心，要善于将想要喷涌而出的想法深埋于心。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的母亲始终是拒绝向自己的两个女儿分享自己的内心想法的，她认为自己不应该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就如她片中所言“有的话我不想说……我不喜欢说些有的没的”。封闭自我的想法，是她对于自我保护的最后一种形式，如果我们反射自己，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父母是否曾有过对我么敞开心扉的一面时，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的父母都不会对我们敞开自己的内心深处。这种面对痛苦时候的封闭自我，其实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在我们的语言中“默认”通常是我们在面对无法正面用语言回复的一种表达。《日常对话》是导演在向母亲追寻一个难以启齿的长久困扰的问题————为什么母亲喜欢女人，却结了婚生了孩子？在东亚文化中，同性之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得到理解和容忍的问题，即使到了今天的社会。所以当母亲被直观的问题冲击时，当面临社会所不可接受的困扰时，她并没有更好的选择，沉默就是她唯一的解答。而正是这种回避的回复方式，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接近真实的真实。让我更能深刻的体会到主人公心中所蕴含的巨大痛苦，以及这种痛苦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在影片中，母亲的采访所谈及的话语并不多，回答也非常简单，完全不及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女朋友们所说的多。但是面对女儿的追问时，我们似乎也从这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到端倪，在一层薄雾的背后看到真实的原貌。

当然这部影片还有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讲述方式，一种抽丝剥茧式的展露。整个影片的推进结构非常的清晰，就是不断地推向导演和母亲的内心。它没有利用事件和语言的碰撞来去告诉我们事实，而是缓缓的，像是一种观众与导演在交谈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原委。在片中，女儿和母亲的走进是如此，在片外，我们和导演的走进也是如此。在最初，导演就通过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的展现，来缓慢的告诉我们她和母亲的所面临的现状，以此告诉我们这部影片将展现的是导演和自己母亲一场心灵对话，目的是为了不再做“陌生人”。但是我们并没有立刻的看到二人之间倾心激烈的交谈，而是一场无果的沉默对话。影片直接转换到她们一家人去看望大姨以及给外祖母上坟的场景，再次通过日常的交谈对话，来展现兄弟姐妹们对母亲的看法。到这里，母亲始终没有说什么。但是从亲戚的侧面，我们渐渐了解到了母亲曾经不易的过往，不敢接受自己喜欢女性的事实，被丈夫家暴的事实等。从这儿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母亲的内心世界。在这之后，影片又开始诉说孙女们对母亲的看法，女朋友们对母亲的看法等等。我们从一个个的侧面世界，渐渐了解的母亲内心的纠结。在这个过程中，影片的基调始终是平稳的，没有波澜，如同我们和一个人进行一场深刻的对话一般，这个节奏必然是极其缓慢，而我们也顺遂这种缓慢，轻柔的感受到了这种苦楚。而在经历的漫长的剥离之后，母亲在影片最后才开始表露中内心真实的感受，她对于前夫的愤恨，对于不幸生活的怨念。随即影片进入高潮，母女开展了一场的终极的谈话。有意思的是这场接近十分钟的对话，却几乎是女儿的一人的自述自说，母亲确实又变得沉默，伴随着女儿的啜泣，对话在一种悄然的宁静之中结束，这点非常类似于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对话一般，我们往往悻悻而起，但是却不知如何终止。

这部影片所表现的，就如同对话一般，话语表明的都是极其有限的部分，隐藏在背后的部分才是真的巍峨。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艺术的优秀私纪录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