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2017

还记得影片上映时我是怀着对西藏的向往和好奇选择了这部电影走进了影院。影片放映结束后，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信仰。 对于信仰，我看过太多，也了听过太多，但是每每谈及信仰，却发现说不出来些什么。并不是没有可以说的东西，而是发现那些看过的书，学过的修辞，在这个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磕长头在影片中是展现最多的，我的父亲曾经在西藏当兵，呆了十四年，他说，没有磕过长头的人，是不能完全体会的。父亲说几百个长头都是挑战，何谈十万长头。电影里的暴风雪天气父亲是遇到过的，雪片像刀子一样凌冽的朝你射来，只是坐在车里看着都胆颤，又怎敢去真正体味雪的徐步前进。 有时候我质问自己，很多事情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信仰，藏族人为什么想去朝圣？原因一样，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从出生开始便开始学到相信，这是一种融在骨子里的东西，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会保佑他们，他们相信生命的轮回以及善恶的惩戒，他们相信给予他们生存的自然。他们会在春耕时候穿上盛装来告慰自然，他们会在陌生人落难时施与援手，他们会感恩每一份收获，反省每一次失去，他们会为世界众生的平安喜乐祈福磕头。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与生俱来信仰，自然而然的。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朝圣，而每个人的朝圣都是神圣的，因为你相信一件事情，专注一件事情，这件事就变得神圣了，这个人也就有灵魂了，正如《冈仁波齐》海报上所说的，我们都在朝圣的路上吧。只是这条路上，有的人放弃了，有的人走错了，有的人丢失了自己最本真的心，可我们终究还是在不停的向前，谁都不知道还有多远，谁都不知道下一个俯地起身会看见什么样的风景，自己回如何选择。但这条路我们既然已经踏上，就走下去吧，怀着自己最初的心，握着自己最坚定的信仰，努力向前吧，不要有迷茫，一步一步的走，就像朝圣的老人说的，如果你许了愿，就要按照许愿的步伐走，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去哪里朝圣不重要。 希望你和我都走好自己的朝圣之路，到最后，都不会迷茫，不会失望，手里紧紧握着的，心里紧紧揣着的，都是最初，最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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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仁波齐》和《掌纹地·皮绳上的魂》是导演张杨取材于西藏，同期完成的两部片子。一个源自生活，一个来自文学著作和传说。我们无需去考据张杨的心路历程，但他拍摄的电影题材，迥异于今天的院线电影。他可以这么做，许多导演也应该这么做，摆脱商业资本的束缚——如同蛰居在黔东南创作的毕赣，都是值得尊重的个人选择。

《冈仁波齐》是一部关于朝圣转山的故事片，它由真实的藏民参与演出。只不过导演有意模糊了纪录片与剧情片的那条线，隐去常见的中心人物、叙事编排和冲突设置，镜头上更多会采用中景和远景叙事，还有全程跟拍，机动灵活即兴创作的制作方式，令《冈仁波齐》呈现出朴实无华的画面感觉。单从外观上，你可能都会觉得，它不吸引人。观众觉得这是一趟朝圣，藏民觉得完全是生活流的一部分，因为信仰与朝圣，已经渗透到了日常与生死。

张杨的尝试和设定还包括，所有演员饰演与自己同名的角色，比如尼玛扎堆饰演尼玛扎堆，杨培老人饰演杨培自己。《冈仁波齐》也没有音乐，许多段落只有拍击掌木板，身体同地面摩擦，还有车辆经过的环境音。

如此多的努力，似乎慢慢浮现出张杨的意图：他只想去掉故事，弱化剧情，这是一趟出发就要达到终点的朝圣。三步一叩，五体投地的过程只是时间本身，是游历人间的气象万千，而不是那些人际的猜忌，磕绊和冲撞。他要去掉那些音乐煽情，航拍采风。

朝圣只是朝圣，但朝圣又不止是朝圣。在信徒看来无限崇高，对于观众，就是几千里的苦行。

《冈仁波齐》里的朝圣之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断的磕长头，意味着简单的羊皮防护衣具下，藏民有也只有一身的血肉之躯，去碰触坚硬的水泥马路，坑洼不平的裸土大地，反复不停地做那样的朝拜举动。经年累月餐风露宿的行进，在外人看来只是枯燥重复，对肉体的磨炼，于他们而言，却是在信仰的指引下，每个人在精神信念上的自我挑战和圆满达成。

《冈仁波齐》里的转山，又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藏民什么都不用多想，只要结队上路，自带帐篷，走路到拉萨和冈仁波齐，去完成信徒人生中必须做的一件事。

电影从二十分钟上路开始，就只有讲述朝圣磕头转山这件事。没有事后说法，没有隔靴搔痒，没有观望揣测。

张扬在凿冰打水搭帐篷时，都采用了纪录纪实的拍法。这些段落，它们不提供事实上的情节变化，而是组成类似纪录片的真实时间流逝。而如果单看藏民在冰面上玩耍，在绿草地上歌舞，晚上一起诵经打坐，你会以为是岁月静好的平民生活。

与这些看上去过于真实的朝拜记录相比，《冈仁波齐》也加入队伍迎着风雪，顶着当空烈日，涉水前进，穿过大雾，走过新绿与冬霁的大场面。如果是小机器的低保真画面，似乎也无法提供鲜明的反差对比，见证朝圣的光辉与纯粹。

四季变换的时间流逝，加上朝圣队伍的生老病死元素设置，令《冈仁波齐》没有停留在一趟朝圣转山磕长头的刻板纪录上。整个队伍，更像是漫长人生的一道缩影，有婴儿落地，有长者辞别。有青年的成长，有生活的体悟。过程是苦，终点是甘。

有人说，张杨为了让观众聚焦在朝圣这件事上，对318国道风光，进行了祛魅处理，像降低色彩饱和，摒弃一些明信片机位取景。即便有壮丽景象大美风光，它们也只能是背景。朝圣队伍的影子，哪怕被缩小到像虫子那么一丁点儿，他们也是必须存在的。

作为观众，也没必要因为经幡、玛尼堆和转经筒，就认为《冈仁波齐》是外来者的介入。实际上，无论《冈仁波齐》是否拍摄存在，朝圣与转山，它们时时刻刻在西藏的大地上发生着，如同时间流转之不可逆。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群人，以不为外人所动的方式在生活并信仰着，把围绕生存的物质物欲降到最低，把精神层面的信仰推崇到极致。哪怕《冈仁波齐》只讲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它就值得我们注目。

借助两部电影，张杨走了不一样的道路。在电影里，它们都可以勾勒成图，有迹可寻。

《冈仁波齐》的路是现实的，是你在西藏旅游时就有看到的路边景象。初始震惊，然后习惯，最后觉得天经地义。雪山就是神，如此而已。

《掌纹地·皮绳上的魂》的路，是一条心灵之路，是精神上的参悟与修行，洗脱罪恶，放下复仇，拍出了立地成佛的宏大意味。

借得两部电影，张杨完成了现实与精神的两项挑战，去定义他眼中的西藏人事物。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却更像他一个人的电影朝圣，是另一种身体力行。

毕竟说回到当下电影，《冈仁波齐》与《掌纹地·皮绳上的魂》，其特殊不在一方天地，而是电影创作者还（愿意）相信点什么，相信着高楼大厦纸醉金迷兵强马壮风月佳人以外，还有宗教信仰与虔诚灵魂的空间。哪怕它们再偏远，弱小，近乎自说自话。认为两部电影是自成大观，自有其魂，我觉得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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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念经吧。”

这句话许多次地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在普拉村每一家人的屋宅之中，还是在一千多公里的朝圣路上。

对许多都市人来说，禅修、念经、打坐、吃斋，做瑜伽，成为了逃离快节奏日常生活的一剂灵药，然而同一套看似相同的语词，在藏人那里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行为属性——因这一切仅仅只是日常，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额外的选择，他们的生活之简单甚至简陋到，楼宇中的你不会真正愿意去亲身触碰。

当我们曾经在明信片或电视荧屏上欣赏到冈仁波齐的景色时，定会感叹青藏高原的神秘旷美，曾几何时那就像吹入双眼的一股清风，也许真能比中央空调所制造的冷气更多那么一丁点儿关于世界的幻想。可是，自然地理的实存，以强大的方式支配并决定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世代居住并臣服于巨大的沟渠与难越的险峰，在这种时空维度内的安身立命，其实是当代都市人概念中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真实界。

念经是一种几近沉默的自我对话方式，影片中的对话非常少，日常话语的内容也非常简单，念经几乎成了他们每天发声最多的部分。每重复一次经文，每数动一颗珠子，都是用来与青藏高原独特的生存条件所相容相洽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同自然争论，只需在经文的护佑中让自己安于这片土地。宗教在这种语境下，其实已进入到日复一日捏糌粑的过程中，日复一日砍木柴的过程中，进入到路途中无数个叠起的尼玛石，进入到不断交替袭来的苦难与快乐，进入到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生与死的过程里。“我们念经吧”，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仪式、一个偶然的选择，它与那令人摒息的地理环境一样，成为了数万个生命举动背后那唯一的意义。

张杨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在《冈仁波齐》中，将藏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细节提升到“神圣显示屏”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大量描绘朝圣之前的生活段落中得以窥见，普拉村4个家庭的12个人物，一位寄希望于来世的老人、一位随时可能分娩的孕妇、一个想赎罪的屠夫、一个纯真坚韧的小女孩、一个想了却舅舅心愿的中年掌舵人……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命运走向就是讲故事的人希望抓到的一切，这也是这个电影几乎不需要剧本的原因。

影片的开头，张杨花了大量笔墨拍摄村里的日常生活，砍柴、做饭、缝补，在这些日常之后，似乎随着即将到来的朝圣之事而加入了一些更多的环节：去批发买鞋、砍制手板、制作糌粑，缝制牛皮围裙，冬季的村落忙碌起来，在袅袅的炊烟蒸汽、气息浓郁的青稞酥油、被擦拭干净的铜质器皿和厚软的毛皮织物间，一个流动而紧实的普拉村大家庭以一种全然真实的动态，近距离展现在我们的感觉系统面前。

张杨被这些极易被奇观观看者忽视的日常细节迷住了，他曾经甚至有过一个想法，就留在那个村子里，只拍摄这些藏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村子的一年四季，完全可以不需要“上路”，也能拍出一部好电影。但这些“真实的演员”，这一次，命运还是驱使着他们和张杨的剧组一起走上了朝圣之路。

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主角存在，所有人都是主角，这些朝圣者每个人各自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的问题，群像不是缺乏重点，群像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一”，12个人的命运，生老病死，除了老人最后的死是导演虚构的设置外，其他几乎都是真实的自动呈现。而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真事，完全契应了张杨最早的设想，那位孕妇出发没多久就分娩了，剧组拍摄到了整个生产的全过程，而这个婴孩丁孜登达，也可能成为了电影史上最年轻的演员。

生孩子、腿受伤、车头被撞坏，遭遇雨雪，都不会让他们折返放弃，他们只需稍作休整便能继续上路，在磕长头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同问题，“磕头长见识”，而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在朝圣路上时常发生的事，没有预设，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捷径，这些困难，最后对他们来说被转化了，困难不再是困难，而成为了加持朝圣之路的美好的经历，在齐心将其度过的过程中。

影片中出现过几次轻盈而精巧的情绪释放，比如车坏了之后，男人们辛苦地拉着半截车上坡，然后再折返重新磕头，以此重复，看得观众心里都揪了起来，不忍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倒霉”那么“苦”，不过，他们在上坡拉车的过程中，共同唱起了一首歌，越唱越有力气，越唱笑得越开，直到到达下坡段时，他们像小男孩一样欢呼地顺着破车乘风而下。

另一巧妙的段落是众人遇到大水塘时的那场戏，见汽车驶过所溅起的水花，他们脱了外衣，磕着长头淌水而过，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乐坏了，这严肃的磕长头在这一看似障碍的环境中闪射出这些藏人的勇气、轻松与纯真，以及隐藏着的一个深刻却简单的道理——很多困难，你以为是要命的大河，不敢触碰，其实你去经历去直面了就知道，原来它只不过是一滩小水洼。

这种在戏剧阵势上起伏极小但在心理释放度上却极高的处理，实则难能可贵，张杨深谙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提炼诗意和哲理，朝圣作为一条道路（path），它最终要通向某处，佛法有“烦恼即菩提”，我们要找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我们鼻尖处的日常尘世。回到影片中的一幕，朝圣者们的帐篷在大雪中，似乎正与冈仁波齐山神貌相合。

张杨专访

Q：在《冈仁波齐》的朝圣队伍中，有一位屠夫，在您同期拍摄的另一部电影《皮绳上的魂》中，主角是一个猎人，他们都与某种杀生的形象有关，您为什么会对这一形象感兴趣？

A：屠夫在西藏的牧区是一种常态，《皮绳》里的那些演员的父辈一代几乎都打猎，每家人都要吃牛吃羊，需要去杀，只不过每一家只选一人去做这件事，比如父亲去杀，母亲和孩子就不碰了，因为藏人对杀生还是十分敬畏的，他们会通过念经或一些仪式去不断地为这种生存方式进行赎罪。在《冈仁波齐》中，每个人的个人身份、家庭关系都是真实的，这个屠夫在村里地位不高，他的妻子虽然容貌姣好，但家里是瘸腿的弟弟主持，所以他也想通过朝圣，一方面进行自我的赎罪，一方面也想借此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而且通过这一次朝圣，他还能挣回点钱来，这些都会给他带来非常具象的改变。

Q：电影中孕妇分娩的段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电影剧组是如何找到她并与她的家庭沟通的？

A：其实生孩子这件事，在朝圣路上不是特例，而是比较常态的事，我之前在路上看过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就这样睡在拖拉机上，四个月大，牛皮包着，于是我们相视而笑，这就是我想要的。然后到了普拉村，居然正巧有一个孕妇，我就跟她聊了聊，表达我们随队会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保护，这对夫妻也很理解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后来问她怀孕几个月了，她说不知道，她们根本弄不清，我们上路之前，带她去医院做了个B超，其实那会儿已经8个月了，后来出发没多久，一天晚上就分娩了。

Q：片中唯一的虚构情节——老人的去世，是路上临时决定的还是之前就确立好的？

A：其实在找到普拉村之前，我最早就这么构想的，一生一死，这个结构是必须要有的。这些人物后来都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了，特别巧。其实之前也有多种可能性的考虑，比如是不是要有一个主人公，但最后反复思量还是没往那个地方走，因为一旦有主人公了，你就要用劲，你就好像非要在他身上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就要编了，编的太多，我就觉得不好。

Q：您拍摄了非常多的朝圣队伍在上路之前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独特的用意？

A：这也是电影里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分，最早的版本里，这部分内容其实有近50分钟之长，就是普拉村里冬天的日常，藏历新年、赛马、上山砍柴等等，某种意义上我喜欢这样日常的状态。我当时曾经还有过一个想法，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后，我和摄影师说：“也许咱们不用上路，不用去拍朝圣了，咱们就村里待上一年，就慢慢看春夏秋冬，看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变化，肯定也能拍出好电影”，当你安静地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意思的不是戏剧性的大起大合，其实就是日常的四季变化，通过这样一个村子，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生宽慰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整部片子里尽量多地展现村子里的日常。哪怕上路了，磕头也已经很仪式化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日常，藏人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都是简单的事情重复重复重复，上路朝圣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日常。这是整个电影一个最基础的态度。当然或多或少，作为导演我也很清楚，里面偶尔还是要在对的地方加入一些戏剧的东西，做得紧张一点，小的高潮的段落，但只能是相对性的，不能用力太大。

Q：影片中露出过几次现代生活的银色瞬间：村里的晚上忽然来电了，电灯亮了，原来他们村里是有电的；一辆现代的汽车撞坏朝圣者的车；快接近拉萨时，朝圣者们用一台银色山寨苹果手机给家里打去电话。就您跟藏人多年的相处生活经验，您觉得他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是怎样的？

A：你说的这些影片中的瞬间，其实也来源于我们实际的观察，尤其住在他们村子里的时候，感触很深，其实现代的东西他们都有，手机、电视、太阳能，但我们发现藏人基本不看电视，手机每家是会有一个，但用的比较少，直到今年，晋美才学会用微信传照片给我，之前完全不会，手机主要就是用来打电话。你会觉得，虽然有了这些现代工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半牧半农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没什么变化，他们自给自足，物质上会有需求，但没有什么过强的欲望。片中有一家我记得后来还真背回去一个洗衣机，他觉得洗衣机好像是需要的，还有生小孩的这一家，父亲回去后想做一个旅店，就在318公路边的村口那儿，几个床位的那种，因为他们在路上的经历打开了一些眼界，回来后思维上会有一些变化。

Q：这群素人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给留下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A：他们有过两次停滞，就是觉得好像不能拍了。特别是在拉萨那场戏，他们在布达拉宫边上磕头，之前一路上他们也习惯了拍电影的那种一次两次重复拍的模式，但在布宫那次拍到第三遍，他们突然不干了，因为旁边的藏民吐他们唾沫，他们逆时针往回走了，其他人就觉得他们犯了忌讳，他们内心感觉受到了侮辱，那天后来咱们就不拍了，回去休息聊天了。在那一刻，他们在演真实的自己，所以那唾沫真的是吐在自己的心上，这造成了一种身份的冲突，而职业演员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后来生小孩的一家的舅舅是小昭寺的喇嘛，喇嘛劝他们：“你们可能没意识到你们其实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他们才放下这种焦虑。

Q：你觉得汉族导演拍西藏和藏族导演拍西藏有什么区别？

A：藏族导演怎么拍都对，汉族就有可能会不对，角度、分寸就变得很重要，猎奇的东西我们坚决不要，你必须深入到真实的里面去，你才敢拍，你连这个都做不到，说实话你根本就不敢拍，对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地域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话，是根本不行的。

Q：20年前您在拍《洗澡》的时候就已经展露了对西藏的某种情节，到如今拍完《冈仁波齐》，你觉得在这个跨度里，西藏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A：这么说吧——西藏，它总是勾着你。前面去过那几次，你心里就知道，你会再去的，如果你是个作家、一个音乐家的话，你的笔触当时可能就已经流出来东西了，但一个电影导演，心里暗暗知道，早晚有一个电影会诞生出来。

Q：您以后的创作会只专注于西藏题材么？是否会回归都市类电影？

A：像《向日葵》《洗澡》这类都市题材的电影，我还是会去做，因为这还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目前这个阶段，只是把你灵魂里的（西藏）这一部分呈现出来，人总是在不同时期会触及到不同部分。

Q：非常期待，也让我们觉得难得可贵的是，您在创作和体验上的无分别心，在某一种特定的形式中可以关照到普遍的问题。

A：《冈仁波齐》其实曾经还剪过另外一个版本，结尾的冈仁波齐天葬台，镜头一切，回到普拉村，清晨，和影片的开头几乎是重复的，尼玛扎堆点酥油灯，念经，斯朗卓嘎几个人把牦牛牵出来，然后上山砍柴。这可能是我觉得真正的“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结尾，其实关键就在于，在日常和神圣之间，你怎么去建立这个桥梁。

暌违四年，张杨带着《冈仁波齐》回归我们的视线。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名字，误以为张杨要拍摄一部主角是藏族女孩的成长故事，这四个组合在一起会令人感到静谧柔美的字眼，着实予人好奇。

实际上，冈仁波齐是与梅里雪山、阿尼玛卿山脉、青海玉树的尕朵觉沃并称的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且被多个宗教称作圣地。梵语称之为吉罗娑山，冈仁波齐峰北麓是印度河上游狮泉河的发源地，相传雍仲本教发源于该山；而印度教则认为该山为湿婆的居所，世界的中心；耆那教认为该山是其祖师瑞斯哈巴那刹得道之处；在藏传佛教的信仰者眼中，冈仁波齐被认为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

电影所展现的节点，便是这特殊的一年——在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藏民所信仰的教义，使他们走上了朝圣之路。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齐转山。小村里很多人都加入尼玛扎堆的朝圣队伍。

历经数月的前行，在经历了无数突发事件后，众人终于抵达了拉萨。由于资金短缺，为了筹备旅费，大伙留在拉萨做起了临时工。当凑够了路费，朝着冈仁波齐进发的时候，队伍中的老人杨培终因体力衰竭，在抵达冈仁波齐时突然离开了人世，大家在山头为他堆起一座玛尼石堆。

冈仁波齐作为这场叩首、匐行、朝拜的一年之旅的终点，仅在影片最后才出现在我们眼前，遍布经幡与茫然白雪的它，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藏民愿意付出这一年内自己生活的一切，乃至是生命。

尼玛扎堆一行人在这一年中的生活体验，无疑是关乎信仰的。一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依然坚持匍匐着向冈仁波齐前进，一种可以说是重复的动作充斥在他们这一年的生活中，也充斥在大银幕上，那就是将手中的木板置于头顶、胸前、腰下拍打，再置于地上进行滑行，叩首，起身，继续，再继续，一连串的动作快速而熟练，没有迟疑和丝毫犹豫。

而另一边，与“在路上”同时行进的则是他们贫苦而充满苦难的生活，但即便发生再多不幸，也从未有人表现出崩溃或自暴自弃。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朝圣，这也是信仰赋予他们的心境。

不可否认的是，信仰的意义在现实中还是令人困惑的。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无量幸福，传统藏传佛教的坚守者依然坚持着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朝圣，但一路上他们却显得如此孤独与寂寥。虽然一行十多人互相照应，但也仅限于此，越来越少的朝圣者在路上以叩首的方式进行朝圣。

当朝圣者在路上跪拜前行时，周围的风景却不全然是西藏旅游攻略中所带给你的印象，那些雪山草原，与之相对，藏区的农田在今天变成了机械化生产，城市化的大街小巷布满了观光客的行色匆匆脚步。

没有信仰的游客与放弃信仰的原住民，已经把藏区的不少地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甚至带有城市感的旅游适配地。与之相比，一路来自山中的信仰却总是显得有些落魄。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又有什么底气能认为，或在这篇文章中侃侃而谈所谓“信仰的力量”？

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可能便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随之而来的“鸡汤”。从异域到来的观光客和消费者并不信教，无意间成为对这些朝圣的藏民匆匆一瞥，或发出啧啧称奇赞叹的，在潜意识中成为猎奇者；也可能在无意之中，破坏了这份虔诚的纯净。无人能改变这一切。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相信，投入这一年的生命去跪拜，会真的带来幸福，更何况其中的很多人，都远比底层的藏民在物质层面更为“幸福”。

但我们真的懂得，信仰对于生活的意义吗？

信仰不是一剂现实世界的救世良药，当看着他们一路上所承受、所获得的，我们会发现：信仰在现实中带来的，只有心安。我们很难随意丈量苦难与心安，究竟哪个在现实中，对这些还在坚守却依然不幸的底层藏民更为重要。但看得到的是，幸福不会到来。

导演张杨对“信仰”与“生活”间关系的处理是到位的，既没有想象中所谓的升华，也没有过分去强调这份信仰在现实中的无力与一丝愚昧，更多只是平实地展现这份相对而言的客观。

“过程”，便是这份信仰在另一个维度上包含的意义。在这些重复的叩首与匍行的过程中，即便获得不了今世肉身上物质的幸福，生活的厚度也已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积累起来。生老病死在途中，前行并非为了抵达，而是扎根在自我生命中的对自我的完成。如电影最终突如其来的死亡，那也是老人生命完结时的一种完成。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层影像上的悖论产生。当我们看着尼玛扎堆一行十多人从家中一直磕头匐行，中途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山石滑落、生病、缺钱打工、老人在到达之际去世等各色突发的，甚至有些“卖苦”意味的情节时，实际上又会感到不适——因为它们发生的情境太过真实，但在真实之中所呈现的苦难则来自于许多转山家庭亲自经历的叠加，而将这些叠加事件全部都强加到一行人身上，让他们表演出来，就会显得过分刻意。 这不是张杨第一次用消弭形式边界的做法来阐释主题，在《昨天》中，他将舞台剧、纪录片、剧情片、戏中戏等诸多形式并置来描绘一个处于不同维度、不同媒介中的演员、儿子、吸毒青年贾宏声。与尚还依稀可见地划分着形式壁垒边界的《昨天》不同，《冈仁波齐》则在这种融合中走的更远。

而这恰恰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症结所在：外来者的视角，带来无可避免的消费性，在片中每一个“精心营造”的场景里都随处可见。

况且，谁又能证明，我们作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这块银幕前的观众，在观看、思考这部电影的时刻，不是在“消费”着一种“虔诚”呢？

*原文刊于《文艺风赏》十二月，有删改

1.0 电影讲述的故事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说完，但给我的启发很多，写成论文太过繁琐。我决定用碎片式的句子来说说我的观感与思考。

1.1导演用两个小时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群同村的藏人去拉萨朝圣的故事。如果带上情节也不会超过几句话：老人为了满足夙愿，男主为了满足老人的愿望，屠夫为了消解杀生的恐惧罪恶感，孩子纯属好奇……一群藏人走上了朝拜之路，中间经历了孕妇生子、车祸、水滩、老人死去这几个简单的小波折，就抵达了拉萨，在拉萨打了一段零工以后向冈仁波齐进发，途中领路老人去世，他们请了喇嘛一起把老人安葬在冈仁波齐山上，电影就此结束。

2.0张扬没有选择阐释宗教理念，而是选择讲述生活方式和仪式行为本身，这是一个看似很笨其实很聪明的选择。这样一来，不仅避免了讲述宗教理念可能带来的叙事挑战、审查问题等等诸多大坑，还扎扎实实地抓住了一个宗教的核心部分：理念之下的行为部分！也就是仪式与生活方式。任何一个宗教，最坚固的恰恰不是理念，而是仪式与生活方式这些外壳，这些被践行的部分哪怕宗教消亡，也会继续存在很长时间。

2.1任何理念，如果不能立即引起行动都是胡说八道。宗教之伟大在于把一个群体组织在一种理念之下，形成一种改造世界的力量，尼采称之为强力意志。宗教让人不惜牺牲肉体以达到证明理念，即所谓道成肉身。一种理念变成宗教其实就是从理念转变为强力意志的过程。理念因践行而伟大，宗教因组织化践行其理念而成为一种强力意志。

2.2强力意志一旦变成宗教，就会组织整个群体的力量，重建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在强力意志最强的时候就是它即将实施奴役的时候。从此以后，逐步走向反动。直到一种新的强力意志出现，比如晚清政府被基督教文明打垮之后，中国人才开始重建自我，开始建立新的民族强力意志。

3.0 在我看来，朝圣乃是一种自我惩罚，因为人自认有罪。然而，这并非原始佛教的教义，佛教讲业障，不讲原罪。如果事实真是为了赎罪，这是藏传佛教不纯粹的地方，仍然变成了汉人那种功利性的拜佛。如果是导演表达失误，那就是导演的问题。

3.1 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公路，他们如何朝圣？涉水的那一段尤其揭示了这种宗教诚意的虚伪性：如果是途经大河呢？如果途径大沙漠呢？尽管导演安排了涉水一段，不过那不过是一丢丢马路边的泉水，几乎不构成残酷的考验，所以他们的虔诚也就大打折扣。在古代他们的方式是“转山”，这里所说的转山指的是神山，即佛经所说居于世界最高的山：须弥山。现在来说应该是珠穆朗玛峰，有谁去那山峰转山吗？ 当然一般来说去的是冈仁波齐，《大藏经·俱舍论》记载：从印度往北走过九座山，有座"大雪山"，这就是绵延千里的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岗仁布钦。话说回来，这部 电影讲述的朝圣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的朝圣，其中现代化与古代宗教的冲突与融合也就是成为一条暗线。

3.2 不断经过的庞然大物——汽车——与古老宗教仪式的隐形冲突：这道路是现代文明运送物资、做交易的通络，不是为你朝圣而修建的。朝圣者被逼到道路边缘，时刻都有被碾压的危险，电影中则是一场没有伤亡的车祸，其实有点轻描淡写。两种不同的文明都走在同一条路上，这是电影表达出来的潜在冲突。

3.3 佛教本质上是农业文明的宗教，佛教与农业文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并互相配合。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其实讲述了佛教不得不面对的现代化的问题，尽管他们的朝圣很坚定，但他们这种方式与现代文明其实格格不入，也无法匹配。他们的生产方式是半农业半牧业的落后方式，他们的生活是低效率的农业文明生活方式，他们的宗教是掺杂杂质的藏传佛教。在现代马路上的朝圣表明了一件事：他们如果不做宗教改革，将随时有被现代文明碾压的危险。

这就像基督教必须经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才转变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匹配的现代宗教，他们也面临同样问题。宗教如何现代化是这部片子所透漏出来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这是导演也未必好好考虑过的问题。其实，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没有经过很好的现代化，佛教因为完全无害，而且是一套虚无主义的逃世哲学，所以现不现代化倒也无妨。但伊斯兰教、印度教等这些古老宗教其实都有这个问题，他们一天不现代化，他们的社会无法获得重生，他们最大多数的底层人民就得不到解放和自由，祖祖辈辈成为宗教的祭品。

3.4 佛教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他说中了现代人的大病：虚无主义。有人说虚无主义是现代的产物，其实不是。虚无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思潮：一旦旧价值、旧宗教、旧组织奔溃，都会面临虚无主义的问题。虚无主义之所以成为现在人的大病，在于西方宗教的衰落，尼采说上帝死了正是指这件事，尼采也预言了西方虚无主义的盛行。东方人很早就在面临虚无主义，从孔子说出“敬鬼神而远之”那句话以后，我们这个民族就在面对和处理虚无主义。中国人的方式是用现世生活方式、生活美学应对虚无主义。不管有没有意义，先把日子过好，吃好喝好、生活过好就是意义本身。这是孔子传授的生活哲学，这是中国文明的哲学精华。中国人以现世作为意义，这是处理虚无主义的方式之一，弊病是不再思考人类的更高目标。

4.0 宗教是一种超越个人的组织力量，是一种把人组织起来的精神共同体。宗教用意象来说就是神，用心理学来说就是群我。今天，我们已经有很多可以替代宗教的话语与价值，在这个后宗教时代，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实行新理念与新价值，而不是回望过去。怀念过去创造不了任何未来。

4.1现在的人应该摆脱宗教，而不应该仍然陷于宗教的仪式之中。就连宗教传统极其深厚的欧洲，尼采也早就宣告：上帝死了！我们人类必须建立新的价值、新的目标、新的组织与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不用宗教的语言，不用宗教的方式把人组织起来，还能用什么方式呢？公司、国家、学校还是什么？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语言、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行，否则我们必然重新回到宗教的怀抱，这就是今天中国人、西方人共同的困境。神死了，意义消失了，人类丧失了目标，我们应该朝哪里去？

4.2 中国人因为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教诲，以及儒家现世主义的哲学，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对宗教免疫。但又因为没有经历彻底的信仰与彻底的反叛，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中庸，没有刚硬的民族哲学。

4.3喇嘛、阿訇、传教士…都是神的执事，都是精神的管理者，诸如精神病、失魂落魄、没有目标、没有组织归属、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需要宗教组织来实现这一人类组织的功能。国家作为权利机构，也会塑造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国家没办法帮助解决寻找自我、寻找意义等精神问题。宗教甚至连叫魂、神经病等精神病问题都一并解决，何况别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国家远远不如宗教。但国家学得很快，抓住权力以后，就俘获宗教，让宗教力量来掌管意识形态，实现精神的管理与统治，这样人民的日子过得踏实、晚上才能睡得香。今日中国，只有权力，没有意识形态，统治的两大块已经被腐蚀掉了另一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5.0 导演一把抓住生活方式作为叙事切入点，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一个选择，这才是抓住了本质和坚实的部分。终于有中国导演如此细致地关注、观察宗教的生活方式，在波澜不惊的生活方式中展示最高的理念，这是比较难得的，也是可贵之处，更是令人获得很多启发的地方。

5.1 这部电影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让我搞清楚了故事与理念两种表达方式的差别与差距。故事因为可以容纳行动而具有比理念具有更加强悍的表现力！ 理念与哲学仅仅是一种观念的推理和分析，而无法表达行动，所以没有自身证道的作用。

5.2 理念写作因为没有把最重要的理念和意志实现的部分表达出来，所以不如故事。 哲学与故事的差距就在这里！尼采这样伟大的哲学家、理念家，最后也得写个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事来表达理念！尽管尼采这个故事的通俗程度、好看程度很弱，但是依然是一个故事。这是故事的力量，包容一切人类最伟大的理念与思想。尼采是一个融合者，他把理念与故事融为一体，他把《圣经》传统与希腊哲学传统再次融合起来，创造了一套试图替代有神论语言体系的话语体系。 ——可能是因为这部电影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和紧张的剧情，我观看途中才得以拿出手机，写下思考笔记。又因为题材讲述的其实是宗教理念，却是用故事和生活行动来讲述，所以让我彻底看清了故事与观念两种表达体系的差别。

5.3讲故事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精华，其中最精华的故事是圣经故事。东方文明是格言文明，喜欢讲理念，这表明很多事情都停留在理念层面，没有经过严酷的考验与证道。这是我们与基督教文明的巨大差距，至今依然如此。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做儒家改革，不做民族哲学的锤炼，总有一天还要绊倒在基督教文明的脚下。

5.4 观念是锤子，故事是子宫。观念的优点是简洁、直抵核心、如上帝造物一般让一切事物明晰。观点是上帝做工的方式，毫无实证，不容置疑，直接出击。缺点是不好理解，可传播性很差。哲学家都喜欢写观念，其实是因为观念接近上帝的工，简单粗暴，直抒胸臆。但是，在人间用上帝的方式做工只有哲学家和先知才这么干，因为他们不在乎听众。对于传道者而言，不仅要讲道理，还必须讲故事，从道理到故事差着一件事：行动！行动者才讲得出故事，他们用行动的故事证道。

5.5 故事的优点是包容力强大，可以容纳事件、理念、人物、民俗、诗歌等等几乎一切。故事也容易传播和理解，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理解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但有多少外国人真正理解《论语》中的话语？故事缺点是缺少明确的评价、倾向与提炼。故事如同子宫一样容纳事物，但却不做评价与定义。

5.6故事与观念的差别就像物质与精神的差别：故事是物质，精神是本质。二者其实是一体两面，不过表达形式不同。有烂故事，也有烂观念，关键在于其背后的创造者。观念是上帝之锤，故事是物质之黑洞。

5.7 故事的群体性在于便于传播，观念的群体性在于它是群体意志。只有经过群体锤炼的观念才可以称之为群意志、宗教理念，否则仅仅是哲学概念。故事的优点在于可以容纳锤炼的过程故事，也可以容纳锤炼出来的理念，故事包容一切，同时也不断地被拆毁与重生。故事的便于传播的属性就决定了故事有服务群体的作用，而观念则是从高处下来的诫命。故事有平等基因，观念有专制基因。

6.0 再谈谈片子的震撼力。简单说，没有信仰的人，被有信仰的人用生命来维系信仰的行为方式震撼了。—— 如果新的人类要建立自己的目标、组织与生活方式，必须也要用生命来证道。为了新的哲学，或者创造，或者牺牲，都要有坚实的行动，否则毫无力量。

6.1 对人生没有找到方向感的人而言，这部电影让人重新思考：我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 如何过自己的人生？我应该选择什么 战斗与救赎？我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爱喝玩乐、生殖、还是 找到自己与实现自性？ 什么是意义？ 学会了那么多的花拳绣腿又能如何？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力量、资本、人脉，开启自己的创造之路？

6.2 张扬最后赞扬宗教的约束性，其实没什么好赞扬的——只有管不住自己的人、人格不独立的人才需要别人管着、压着。宗教就是没有自我驯化好的人类的父亲。一旦人类自我驯化完成，一旦人类可以自己发布命令、订立价值、实施创造的时候，就需要打碎父亲和神。重返父亲、重返信仰是倒退！ 我们好不容易拆毁神，却因为没有自己订立价值，而重新开始敬拜旧神。这是弑父后的后悔！ 不过，中国人其实还没有做过弑父这件事呢！中国人没有彻底服从过，也没有彻底反叛过，这就是中国人的困境：想要有信仰、有天父、有信靠，但是又不愿意彻底把自己交出去，依然顾念着自己的吃喝玩乐欲望。两头不靠岸，终将吃大亏。

6.3我看的是西安点映，导演张扬在场，还有芦苇等嘉宾。谈话环节有人问小众电影如何推广并卖好？张扬的回答很实在，他说大意说， 小众片子那就小小投资、小众放映即可，没必要强加到多数人身上。而且，就算你让一个小众电影全国人民都知道，最后需要它的还是那一小撮人。 再怎么推广都只有那么些人，所以再怎么加大推广费用也没用。找到一点投资，拍出片子以后，找到想看的那些人即可。 他更想说而没有明确说的是：如果没有大众商业片的大赚，那么小众电影更难找到钱！其实，完整的电影生态更加重要，只看到小众电影的艰难是没有大局观。

6.4 芦苇的发言很老气，说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看电影就是娱乐至死、感官刺激，完全是胡说八道，他的这句话完全停留在《娱乐至死》一书的阅读层面。我就是一个年轻人，以我的了解，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那一代年轻人看过的小众电影多100倍不止，而且很多人甚至已经开练了，自己拍摄小众电影，比如毕赣 拍出了《路边野餐》， 郝杰拍出了《光棍儿》《美姐》，还有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小众院线和电影分级制度，而不是娱乐至死的问题。

6.5最后吐个槽：怀着孕去朝圣，你这个妈妈咋想的？孩子害死了咋整？这个导演安排比较刻意，应该是为了一生一死的结构所做的设计。还 有一句台词也比较诡异：“磕头好，磕头长见识！让她磕头吧！”这句话有点禅宗味道，孩子恐怕还没到磕头就能长见识的地步吧？

6.6 片尾出现乐视的logo的时候，我不禁坏笑……

之所以打四星，是因为这部片足够平淡，甚至真实得有点无聊，但这就是信徒的国度。 我能感受到电影院的观众们隐隐的失望，甚至318上那些壮丽的景致，导演都没有花力气渲染。对于走过好几次318的我来说，除了邦达七十二拐和最后一个镜头，全片几乎没有拍出西藏的恢弘，连冬天的然乌湖和春天的林芝，导演都拍得很随意。这反倒让人觉得无比真实，大部分视角都来自于磕长头的藏民，毕竟，这是个纪录片，不是个风光片。 导演用了很长时间展示藏民日常的生活：分糌粑、喝酥油茶、做风干肉、准备磕长头的用品、停电、讨论行前的安排。对于藏民来说，冈仁波齐的存在就如麦加之于穆斯林，马年转一圈，等同于其他时间转13圈的功效。但在那些琐碎甚至过于冗长的准备工作中，几乎看不到哪个藏民有过多的情绪。他们就这样打包了行李，同家人告了别，然后跟着拖拉机上路。走上路的那一刻，所有人就像是游泳运动员蹬出那出发的第一脚一样，充满力量。 随后，力量就慢慢变弱了，有人鞋子坏了、有人皮革破损、有妇女生产、有女孩头痛。我很欣赏导演并没有为了剧情的起伏而刻意安排什么大起大落。每年去拉萨、冈仁波齐、纳木措、玛旁雍错甚至青海湖朝圣的藏民无数，路上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的只是说来就来的暴风雪，和每天重复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都没什么变化，起床、收帐篷、磕长头、搭帐篷、吃晚饭、念经、睡觉，就这样过上大半年。磕长头形式成为了生活的主体，从老人到小孩，都在世世代代遵从这个形式，但时不时经过的越野车、然乌湖边的机械化种植、八一镇上的车水马龙，无不昭示着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人感叹年轻人耕地“太急”，但无奈他们才会使用机器，也只好作罢。但他依然喋喋不休地教导年轻人磕长头磕的不标准、不该戴红色头巾，就像一个不带脑壳的复读机，重复着这些陈旧的规矩。 类似的场景穿插在不同的时期，导演抛出了一些有趣的橄榄枝，让观众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思考宗教的意义。 为了保护女孩被石头砸了脚的男人抱怨老天不公，他强调着自己家族的虔诚，也诉说着遭受的不幸，连他自己都怀疑，这个世界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吗？帐篷里的人们沉默着，给不出答案。 女孩子说头疼，她的母亲却坚持让她磕头，她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形式的无尽重复，真的能达到所谓彼岸吗？ 通往米拉山口时，走不动的男人们脸色狰狞，最终所有人一起唱着歌，脚步越来越轻盈而坚定。这到底是宗教的力量，还是团结的力量？抑或走到最后，只是不加思考地为了单一目标而盲目坚持？ 在拉萨，老妇人让他们替她磕十万个长头，并支付一定的报酬。信仰成了一种交易，一种谋生工具，交易之后，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老妇人收获了心安理得的平静，大伙收获了支撑他们继续去冈仁波齐的旅费。 片中有大量磕长头和夜晚“我们开始念经吧”的镜头。这无尽的重复，才是朝圣的面貌。所谓的“向往”只是游客们勾勒出的想象，对于生存于这片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的青藏高原的藏民来说，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转山转水转佛塔，只是宗教所规定出的一种形式罢了。而宗教的逻辑，就是不断重复，重复没有尽头，直到死亡的那一刻，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都可以归结为不够虔诚和形式的缺乏。 宗教或许有精神上超越性的一面，但无奈，在实施的过程中，它无一摆脱不了对形式的热衷。当这些人在大昭寺前磕那10万个头时，形式变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抵达彼岸的摆渡。不过说到底，统治者才不在乎这些，他们要的，无非就是用形式填充满人民的生活，让他们乖巧听话；对于普通人民来说，他们无法通过理性思考获得什么超越性的东西，也就只有通过形式的无尽重复，来度过这漫长而艰难的一生。 在西藏，你能遇到无数朴素、纯真的藏族人，也会遇到有歹心、伸手要钱、狡诈的藏族人。每个社会都有大部分好人和少部分坏人，宗教根本不能完全帮助人们避免在社会转型中的唯利是图。理性思考可以，但理性思考的门槛太高，于是宗教变成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在藏区那样一个只能种青稞和放牦牛的土地上，如果不给他们点信念，他们又要如何抵抗那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呢？这一切都是地理、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体，远不是“信仰”那么看似简单而神圣。 片子的最后，老人在冈仁波齐下去世了。马年转山的时候，有藏民告诉我，有不少人抵御不了超高的海拔和极端恶劣的天气，转着转着去世了，但他也告诉我，死在神山脚下，是幸运的。 罢了，人总能为自身的行为寻找到一点安慰。大概对于那个老人而言，死在冈仁波齐，最终被喇嘛念经超度，随后再被天葬，是最好的人生终点吧。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大地白茫茫一片。渺小的人类在雪地里匍匐前进，重复着磕长头的动作。转山并不是简单地磕那52公里的长头，事实上，不少藏民会来冈仁波齐转山108圈，一遍遍地翻越那个世界最高的垭口——卓玛拉垭口。磕不完的头，走不完的路，那渺小的一幕或许只是他们新的一次磕长头的起点。 如果说这部片子最令人难忘的一点，就在于，它没有神化任何东西，它抛出的是生活的原貌。

张杨是我喜欢的导演之一，当年，很多人都不知都市爱情片为何物时，他就拍下了《爱情麻辣烫》，这部明星璀璨的电影，连原声音乐都时髦动听，基本上就是滚石唱片的一张精选集，初中时在影院记住了刚刚出道的杨乃文和“星星堆满天”，一唱就是二十年。后来《洗澡》《昨天》等几部越拍越好，尤其《昨天》，毫不犹豫地给了五星，没有这个电影，我们对贾宏声的悼念会显得单薄和抽象。 这几年张杨有些低调，好像泡在大理等地，在“密谋”些什么，尤其是《飞越老人院》之后，就很少露面，直到他一口气拿出了《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两部片子，被震了一下，在大家都挤在北京忙着开发IP、忙着各种觥筹交错的项目和资本共舞时，他一头扎进冷寂与荒凉的边陲高原，像修行一样拍电影，朴实无华的电影，拍出了像心跳和呼吸一样的自然原色。 张杨真沉得住气，《冈仁波齐》开头，将近用了半小时，来描述藏族村民的日常生活，垒柴垛、烧火、煮饭、聊天，村前一幕幕大山环绕，时有风雪云雾，山下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几个村民不徐不疾地筹备粮食、工具，准备去拉萨朝圣。直到作为补给工具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出现时，朝圣旅途才有了苗头。 参与朝圣的人群也体现出一种接近真实的日常，有老人、小女孩、孕妇、残疾人，以及作为主力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匍匐在漫长的公路上，下跪，起身，又下跪，面色一样虔诚，动作一样认真执着，同时在路边垒起一座座大大小小的玛尼石堆，哪怕中途休息，一起搭建帐篷、烧火煮饭、吃饭喝茶、唱诗，都亲如家人，他们的世界简单自足，他们的内在纯粹认真，每个人都不会怀疑朝圣的意义。 《冈仁波齐》也许是公路片，因为村民一直沿着公路磕着长头，渐渐前进；也许不是公路片，它和我们理解的通俗意义上的公路片不太相似，太像一部朴素真挚的纪录片，没有任何渲染。这是去朝圣，是胼手胝足的神圣之路，它所面临的困难，不带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却一样扣人心弦，孕妇在途中生下孩子，青年人差点被坠落的山石砸中，老人在途中逝去，补给专用的拖拉机遭遇车祸，变成了没有车头的“人力车”，涉水过河大家依然匍匐着跪下去…… 朝圣就像一次茫茫大海上的摆渡，磕长头就像在驾驭航船，他们要不断奋力前行，通过这次旅程，把自己摆渡到心灵彼岸，神山脚下，沐浴美满的佛光。 我们距离拉萨有多远？坐飞机，可能也就三四个小时，坐火车可能三两天，从川藏线、滇藏线自驾前往估计一两周。可能对青藏高原周边的藏族群众来说，去一次拉萨，可能要一年半载，甚至更长，路途迢远，海拔随山势抬升，他们一路磕着长头，风雨无阻，膝盖、头颅、手心无数次撞击地面，用几乎蜗行的速度前进，每一步都不敷衍，每一个过程都不省略。 片中从芒康出发的这群藏民，在长达1200多公里的路程上，安静的行迹，就像一群无声的蚂蚁，可是再慢，也要前进，也要抵达终点，他们和沿途沉重的大货车、时髦的越野车擦身而过，和灯火闪烁的热闹城镇擦肩而过，和春天、夏天、河流、湖泊、雪山擦身而过，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分心，没有任何寒暑冷凉的理由能让他们停留。 看了《冈仁波齐》，对镜自照，有些惭愧，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经常会怀疑人生，怀疑活着的意义，怀疑上班工作的必要性，包括鱼叔，一天总有那么一段时间，要怀疑眼前各种琐碎，恨不得从躯壳里跳出来去远足。 片子里的藏族同胞显然没有这种困惑，因为他们没有太多超过生活本身的欲望和困惑，他们极具耐心，他们容易满足，安然过好当下生活，带着纯净的心愿去朝圣，生死在天，不尤不怨。 很少有导演以这样“吃苦”的方法拍电影了，尤其华语导演，张杨这种行事方式让我想起喜欢的德国导演赫尔佐格，他说“我是一个奇怪的生物，沿著生命不断向前，在身后的沙子上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就是我的电影。”张杨身上也有类似属性，不满于既有现状，总想走不同的路。 透过《冈仁波齐》，张杨对电影的迷恋，对生命的热爱，似乎正在朝一个静谧、内敛的方向聚拢。再等一等，也许张杨更好的作品又会“突然降临”，镇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