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上尉

非常特别的一部片子，由于是真人真事改编，更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很多人会拿这一部与浪潮相比。但因为一个是战争年代，一个是和平时期，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战争里，大家都鬼使神差的有各人的打算。什么为了希特勒，为了祖国，都吹吧。逃兵们为了有一口饭吃，不再为自己的逃亡身份感到担心害怕；长官们为了赶紧清理掉逃犯们，不要浪费吃的喝的；甚至到了最后，法庭上的政治人物们也为了“弘扬”所谓的爱国精神，把一个令人发指的残暴杀人行径说成是爱国的错误表达方式。真真是黑白颠倒，荒谬绝伦。

大家都因为各自的目的而默认了上尉的身份，那这个上尉自己，又是为何？可能是穷途末路的疯狂，是自己惨遭追杀的愤恨报复，也是假借战争之名用暴力来宣泄自己战后痛苦的内心。无论是哪一种，都罪不可恕。

我不相信他们是天生恶魔，不如说，是战争机器下的怪胎。结局更是令人惊悚，当这些制服怪们走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一切却与历史如出一辙。多么的可笑，大家怕的，不过是一层皮。不，而是这层皮背后代表的强权，绝对权威。

一个深刻懂得反省并且毫不惧怕反省的国家，是可怕而强有力的。

二战题材海报及《冒牌上尉》的片名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黑色幽默类型的电影，但是看完全片并了解背后的故事之后，发现该片只有深不见底的黑色，一点幽默都提不起来。实际上，《冒牌上尉》的故事甚至让人有些不安。这是一部荒诞、黑色的反战电影，影片以行将陷落的纳粹德国为背景，讨论人格在极端环境中重塑、人性在极权主义中的异化，反思深度甚至可与《浪潮》相对标。

二战最后的两周里，集权主义的纳粹德国行将崩坏，前线不断溃败，而后方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大量的逃兵不仅将失败主义的情绪带到后方，也导致了德国后方社会治安的崩坏。这是故事发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一个处于极端时期的极权国家。丧失方向与希望的国家机器与普通百姓，陷入了一种手足无措的失败主义情绪之中。乱世造英雄，也造恶魔，一个拥有表演天赋的19岁逃兵捡到一身崭新的上尉制服，凭借出色的表演能力，冒牌上尉狐假虎威将溃散的其他逃兵聚集起来组成所谓的“特别任务小组”，一路在即将陷落的纳粹后方为所欲为，并以元首为榜子控制起生杀大权。荒诞、黑色的故事就此开始。

战争末期，丧失方向与希望的国家机器手足无措，但是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一个原始的驱动力便能将即将覆灭的机器驱动，这个原始驱动力便是绝对的威权。在纳粹德国，绝对的权威便是希特勒和极权体系本身，所以在极端的时代中，一身代表着权力的皮囊，一个绝对奉行极权主义的行为，便能够轻易树立起一面象征着恶魔名义的大旗。而出于惯性和奴性，那些极权制度下的普通人，不假思索的就匍匐在恶魔的脚下，人所处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由于制度化的去人性，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那些普通人，人性成了虚无性的存在，那些普通人、附庸者对于极权者而言只是工具，人的一面被制度化得抹杀掉。极权主义诱发、利用加强人性中的阴暗与残酷，而人性之黑暗又在极端的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

影片中的年轻逃兵深谙官场之道，仅仅通过一身象征着威权的纳粹制服，以及自己出色的表演天赋，便轻而易举获得了极权组织的操控权。“神”（希特勒）的缺位，让人的主体性幻象在极权主义身上体现出一种极度的膨胀。这个年轻逃兵本可以选择善，但是他并没有逃脱极权主义的浸染。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在二战末期极端的环境之下，极权主义组织已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组织者本身其实也被极权主义所绑架。在极权主义之恶泛滥的社会环境之下，制度化去人性，把人放置在要么被人害和害人的选择中，但是谁又会自己选择被害呢？耳濡目染的年轻逃兵选择了堕落，在制度中去掉自己的人性，完美、顺畅的融入了这个恶魔般的体系之中，而他的人格也在极权主义虚拟的象征物（纳粹制服）中被重塑。

冒牌上尉选择了堕落，但更讽刺的是一大群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普通人，人类本身有服从和崇拜威权的本能，而电影中的士兵则服从更加彻底，他们竟然服从的只是威权象征性的附产品：纳粹制服，并为此轻易放弃了自己“人”的属性。这些人本有机会推翻虚假的威权：影片中通过军服裤管过长发现冒牌端倪的那几个普通士兵，在经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屠杀行径之后，竟然选择了沉默。那些洞悉人性黑暗时保持沉默的人，最终也被这黑暗沉默的吞噬，成为极权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影片最恐怖的一章。正如《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述：“极权主义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这便是平庸之恶。

讨论极权主义极难离开人性，从人性的本质出发，很容易便可以发现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极权主义本质是异化的理想主义，是人性的一部分，当极权主义掌握国家机器后，通过控制民众的意识形态，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打造极权者想象中的“理想社会”。但是这极致的“理想社会”是牺牲个人意志为代价的，为了达到理想的目标，极权者可以牺牲一切。在这样庞大的组织之中，人性被彻底的抹灭，人成为了工具，极权之恶、平庸之恶在沦丧的人性废墟中被无限放大。

黑白色调带来的凝重以及镜头语言所营造的沉静感，让观者也变成了沉默的另外一部分。结尾的狂欢、审判以及枯骨上的漫步，让故事被拽入了更深的黑色之中，而《冒牌上尉》的荒诞，让这种黑色变得魔幻而不真实，然而这竟然改编自真实史实，这虚实之间落差只能用惊悚来形容。极权体制之下，人性的改变、人格的重塑远比戏剧故事更加荒诞与黑暗，不得不说这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这一切，离我们实在算不上遥远。

如果你可以选择去做另一个人，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你会怎么做？

如果这种新的生活可以为你带来荣耀、金钱和权力，如果它可以让你不再背负过去的债务和责任，你会不会抛弃掉过去，用新的身份重新开启你的人生呢？

我想是会的，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这种诱惑，面对更好的选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我们希望人生能够有一次错位——就像《成为马尔科维奇》里说的那样，我们希望自己能成为另一个人，逃脱当前生活的困境，来试图营造另一种生活，每个人逃避生活的原因都不一样，但他们总愿意为了一种假设而达到某种目的，即使之前从未想过人生能错位的人，在有了这样一次机会后，也大多会选择接纳它，并放弃当下的生活。

错位的人生体验是种机遇，它能让我们摆脱当下的种种不开心，给予我们另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但他有好的一面，同样也会有坏的一面：错位人生，会使我们在行为和性格上偏激化。

正因为你不必去承担过去，以往隐藏在心中的恶便随着新身份的苏醒而苏醒，压抑的情绪也随着这种苏醒而爆发，当你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去释放这种恶的时候，恶本身就会被放大，比如在电影《小丑》里面，当主角遭遇社会不公对待时候，他凭借小丑的面具达到了重生，进而报复社会，以往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恶也爆发出来，面具让他不必为所犯下的罪恶承担责任，同时，它也会让他的恶得到尽情释放。

《冒牌上尉》也是这样。

该片其实只有一个主要角色，叫威利赫罗德，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国防兵，但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身上尉制服，进而假冒军官，在二战最后两周内成为所谓的“埃姆斯兰德刽子手”的故事。

一个普通的士兵，假冒上尉，后来还在纳粹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执掌生杀大权。挺荒诞的故事，一点也不现实，偏魔幻色彩，这种设定我一般只会在「高概念」电影里见到，就是那种依靠着某些有趣的故事设定而产生的程式化电影，比如《爆裂鼓手》，比如《活埋》，这类电影带有某种幻想色彩，往往以“如果......，那么......”的开端讲述故事，这样的开端很容易让观众产生继续看下去的兴趣，在这里，《冒牌上尉》的故事设定就是：“如果一个士兵得到了上尉的制服，那么会发生什么？”

这样事情几乎在现实中不会发生，所以一开始我觉得电影很扯，但后来我发现这是真实故事改编的，不禁直冒冷汗，荒诞本来与现实是两条不会交叉的线，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在现实题材加入荒诞，或让现实具有某种魔幻色彩，《Hello，树先生》是个例子，《幸福的拉扎罗》又是个例子，这些片子很现实，因为他们的故事植根于我们脚下的土地，但它们之中也有一部分是超越现实的，就是电影中的魔幻（荒诞）部分。

在前部作品中，树先生疯了，整个世界也跟着混乱起来，世界随着树先生的疯，而失去了秩序，这种视觉冲击尤其强烈，在《幸福的拉扎罗》里，拉扎罗被狼吃了，却又重返人世，他成了神，然而在愚蠢的世人眼里，他只是个碍眼的傻子。

两部作品对于疯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前半部分的写实，更是强化了后半部分荒诞的悲剧程度，在这两个故事里，世界改变人，让他们变得不和谐，归根结底，是世界所造成的结果，和人无关。所以身处于那个世界的树先生和拉扎罗，就显得极不相同，他们无法去改变世界，只能去改变自己，因此，片子的整体基调是灰色的。树先生与小镇，和拉扎罗与整个人类文明之间的对抗，才会显得如此动人心魄。

但这种荒诞，终究是个人的荒诞，《冒牌上尉》所讲的，却是集体的荒诞。

个体与世界的对抗，是孤独的对抗，也是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对抗，这种对抗一般很难取得胜利，《楚门的世界》里，个体与世界的对抗被具象化，虽然最终楚门赢了，但实际上，他把自己的过去输给了创造那个世界的人，离开伪造的世界，也就代表告别过去，这种告别，就是悲剧意义的。

在《冒牌上尉》中，个体和世界的对抗消失了，个体通过身份标签进入到世界中，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影响集体，进而去颠覆世界规则，这种过程，就是集体的荒诞，在电影《浪潮》里，具有强烈符号和形式特征的意识形态，因为形象简单，规则清晰，逻辑上能自圆其说，通过集体传播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就是因为越极权化的思想，越能使人将其内化为信仰，外化的标签和符号本身不具有这种魔力，但倘若他们通过信仰的形式加以传播，就会形成一股内化的力量，成为集体遵循的铁律。

这一点我在关于《小丑》的那篇影评里有提到过，而在《冒牌上尉》里，当一个普通人被赋予了某种超出他当前层级的权力之后，他往往就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因为他无法驾驭这样的权力，往往就会在某种思想下将一些规则践行到极致，这种权力会让他产生某种压力，压力必须得到释放，而恰巧，在本片中，纳粹所代表的极权主义，正好是他“发泄”这些权力的突破口。

在本片中，威利赫罗德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聚集溃散的士兵组成一支特别任务小组，借法西斯之名履行军人义务；另一件，是随意屠杀集中营的犯人，从别人手中拿走（犯人的）生杀大权，这两件事，存在一种过渡，表现了威利赫罗德心理的一个过渡过程。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逃兵，所以他本身就有罪，在他伪装上尉之后，为了尽可能的不暴露自己，他总会借着“最高指令”的名义来逃避一些猜忌，他不止一次被怀疑过，但为什么他总能化险为夷呢？

事实上，并不是他有多聪明，而是他遇见的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选择了视而不见，这个冒牌上尉一身疑点，一点没有一个上尉的样子，但战争是混乱的，正因为它的混乱，荒诞才容易被人视而不见，要我说，战争中的荒诞，才是战争的常态。

一场战争，从来不会始于一个恰当的理由，也很少有任何警示，一战、二战都是如此，电影《沃伦》里的种族屠杀，也是瞬间发生的事情，你根本没法找到任何缘由，战争的双方并非有深仇大恨，但他们在对方身上所制造的暴行，却要比任何形式的报复都要残忍。

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人类究竟能干出什么来。

《冒牌上尉》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来自于一群人对尸体填埋坑里的犯人的多次机枪扫射，扫射一圈，还有活口，换弹夹，继续扫射，后来子弹卡住了，一群人端着步枪上去解决——即使影片是黑白色调，这个场面还是异常的血腥，最残酷的是，这种暴行，一旦开始，就必须执行到底。荒诞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意识到了现实的荒诞性，却还要重蹈覆辙。

上尉赋予了威利赫罗德太多的权力，他利用这种权力染指整个社会，让荒诞遍及它所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独裁统治的铁腕政策，让他如鱼得水，同时也使他越陷越深，最终，属于威利赫罗德的战争落幕。

他被抓捕，并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付出了代价，他的故事足够传奇，也足够荒诞，是战争塑造了威利赫罗德，同时，战争也让这种荒诞合理存在，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在如今这个时代，也很有可能发生。

当一个人有机会去伪装成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极尽所能的压榨这个人的能量，成为这个人，并取而代之，可怕的不是这种伪装，可怕的是这个人本身，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能达到什么目的，但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肆无忌惮，往往都会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最终难以回头。

威利赫罗德有机会回头吗，有，当然有，如果当时他没有假冒上尉，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他还是假冒了，所以，这个结局，是威利赫罗德咎由自取，荒诞主义来源于人，荒诞的现实则取材于人的行为，塑造神的也是人，塑造这种荒诞的是人，人让人成了疯子，成了凶手，成了伟人，人塑造了一切，如今想要毁掉一切，自然也轻而易举，荒诞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它成了我们生活的内核。

现实，始于荒诞，最终，也将终于荒诞。

无法改变。

说起德国，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宝马、奔驰等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再有就是日耳曼人严谨和一丝不苟的作风，同时又是一个盛产哲学先贤的国度。

当然，二战与纳粹也是无法绕过的话题。

德国人对那一段历史的反思及其深刻程度，与他们的奔驰车一样驰名世界，前有《浪潮》对法西斯主义的集体异化，后有《我们的父辈》写实手法下战争中小人物渐渐被放大的恶。

而《冒牌上尉》的诞生，不但足以与上述两部作品相媲美，并且它已经不是用“深刻”二字就可以形容的，而是更肃杀、更黑色，甚至更恐怖。

影片取材于历史真实事件，故事发生在德国战败前夕，当时德军战败已成定局，军心涣散，逃兵四溢。

这其中有一名列兵叫威利·赫罗德，年仅19岁，在逃亡的过程中因捡到一套上尉军官服，从而黄袍加身，华丽蜕变，成为了一名第三帝国的“军官”，一路挥斥方遒，达到了他短暂人生的巅峰时刻。

少年威利·赫罗德

上面照片中的这位仁兄便是历史上的威利·赫罗德，俊逸清秀的面庞，甚至还略带着些许稚嫩，不过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迷惑。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短暂的人生历史吧：

1943年，威利·赫罗德应征后加入了德军的空降部队，参加过卡西诺山战役。 1945年，他随所属部队回到了德国，并且与自己的部队走散，成为一名逃兵。 期间，他发现了一套空军上尉的制服，并伪装成为了空军上尉和元首特使，混入了埃姆斯兰德惩戒营，对其中的囚犯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无情大屠杀。 被发现真相后，他被捕入狱，但因为二战临近尾声，他竟被法庭判定为极具领导能力和抵制失败主义的优秀士兵，逃脱了惩罚，逍遥法外。 同年5月，他在德国威廉港被英国皇家海军抓获，并于1946年被处决，享年21岁。 史称“埃姆斯兰德刽子手”！

怎么样，是不是足够传奇的一生。

而这所谓“传奇”的背后，却是令人脊背发凉的累累白骨与极权主义下对人性的抹杀。

列兵威利·赫罗德

电影《冒牌上尉》以威利·赫罗德的历史真实故事为蓝本，将故事深入到德国内部，以一件“制服”为权力的象征，来探究德国社会贯穿下来的一种国民性，进而表明希勒政权能在德国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

影片整体使用黑白色调，二战场景，让该片有了天然肃杀之气，但影片的故事可以脱离战争背景和战争片的框架，而变成一道穿越时间，可以问向历史，也可以指向未来的谶语。

“神”与“信仰”的破灭

影片一开头便是由麦克斯·库巴彻饰演的赫罗德像野生动物般的被宪兵队追逐猎杀，狼狈至极。

但他奇迹般的大难不死，逃过一劫，否则也就是荒野上多了一具腐尸，没有了后面“钦差大臣”般的权力荣耀与人性急转扭曲的刽子手生涯。

我们姑且把权力之下的人性放在一边，赫罗德一介少年，列兵的军衔，又是如何能骗过宪兵队和惩戒营的一众高级军官的呢？

上尉军服和漂亮的演技固然重要，但如果把这个个体事件放置于当时的历史阶段与德军整体信仰与意志出现崩塌的大背景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自1933年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下士”成为德国元首，登上历史舞台，到1939年入侵波兰掀开二战序幕开始，德国军队便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战争中长期摧枯拉朽，让希特勒成为了德国民众的“神”，而“战无不胜”更是成为了德军士兵赖以为继的“信仰”。

当战局急转直下，一切曾经的胜利化为泡影，无所不能的“神”变得无可奈何，信仰也便随之松动。

而赫罗德的少年莽撞与精彩演技，让部分迷茫的高级军官们重新感受到了心中的“神”，加固了业已松动渐渐缺失的“信仰”。

所以，当赫罗德胆战心惊的说出他是受到元首亲自委派的时候，宪兵队长除了敬举手礼和高呼万岁外，在他的心中赫罗德俨然已经成为了元首的化身。

就像身处滔滔洪水中，即便不知哪里漂来的一块朽木，也便成了生的希望，要紧紧抓住。

无法面对失败，又无处祈祷“神”的存在，赫罗德适时的出现，就仿佛神的使者，让高级军官们的眼中充满了信仰与希望的光晕。

至于赫罗德那身看起来不十分合体的军服，还有作为上尉军官过于青涩的面庞，已经不重要了。

即便稍有质疑者，也在赫罗德反复强硬宣称的元首亲自授权和其他军官全力的敬仰与维护下，被消弭于无形。

（看看上图中，站在后面的冲锋队长舒特对赫罗德那崇拜与敬畏的小眼神吧）

德军的溃败，让元首作为德军之“神”的光环开始破灭，高级军官们的信仰出现缺失，对未来的时局迷茫与彷徨之下，又心存困兽犹斗，这种种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在赫罗德出现后，这出荒诞、黑色却并不幽默反而残暴血腥的闹剧。

从始至终，宪兵队、惩戒营及冲锋队的高级军官们没有一个人坚持过让赫罗德出示相关证件与文件，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但又是合乎情理的。

因为如果我们只聚焦于人性这个个体的点，而忘记了当时整个历史进程的大环境，也就很难理解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怎么会真实的发生在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身上。

“神”与“信仰”的破灭，让赫罗德成为了那群人最后的寄望。

于是在埃姆斯兰德，赫罗德就成了神。

大众的麻木与投机

赫罗德并不是孤身犯险，他一路之上还网罗了众多的逃兵，并成立了“赫罗德行动队”，也堪称是一级组织啊。

而这个“行动队”中众多的逃兵，很多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多年军旅生涯让他们具备一定的辨识能力。

他们其中的某些人并不是没有看出端倪，但同样是从始至终没有提出过质疑，并甘心情愿被赫罗德收编成为大屠杀的帮凶。

而这一点，也是成就“赫罗德神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

先来看看赫罗德的第一个“部下”——弗莱格塔。

弗莱格塔是赫罗德成为“上尉”后遇到的第一个士兵，他疲惫不堪、步履维艰。

即便是这样垂垂老矣的一个老兵，也让赫罗德因害怕穿帮而心惊肉跳、不知所措。

强作镇定之后的演技，与上尉军服的自带光环，让赫罗德快速的拿捏住了气质这一块，开始了表演。

而弗莱格塔则完全丧失了一个老兵的嗅觉，战争让他变得厌倦，疲乏让他思维迟缓，孤独一人的行进让他渴望同类，他是麻木的。

他没有注意到赫罗德松垮的军裤，更没有多想这荒郊野外，一名如此青涩的高级军官和一辆抛锚的汽车，怎么会蹊跷的出现。

他甚至对赫罗德最初的心虚表情与语无伦次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

麻木与生存，让他第一时间做出的选择是请求纳入上尉麾下，并讨好般的表示要帮助上尉先生摆脱困境。

他的表白，换来的是一个可以果腹的苹果和不用再步行的驾驶员资格。

一路之上，他恪尽职守，忠于赫罗德，真正的把他当做自己的上级，甚至是主人。

而实质上，他并不是真正的木讷，他麻木的内心，也有过一丝波澜。

逃亡路上，他目睹赫罗德枪杀逃兵，但赫罗德解释是为了取得村民的信任不得已为之，他接受了。

但在惩戒营，当赫罗德纵容基宾斯基残暴的虐殴囚犯时，他被惊呆了，他试图去劝说甚至请求赫罗德，但以失败告终。

及至后面赫罗德开始用炮击处死大批囚犯时，他已经默默无言，只是静静的看着这一幕幕人间惨像。

弗莱格塔只是“赫罗德行动队”中一种人的代表，他们身心疲惫，仅是行尸走肉一般呼吸的躯壳，善恶取舍与个人思辨，在常年的战斗中消磨殆尽。

对于一切血腥、暴力与非人的做法，他们就像一个看客，无能为力是最好的借口。

至于赫罗德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无关紧要。

麻木是他们生存的第一法宝。

如果说弗莱格塔的麻木只是无意中的帮凶，那么基宾斯基就是明目张胆的为虎作伥。

基宾斯基是整部影片中最让人确定的看穿了赫罗德的人物之一，从在村民屋中他们的第一次相遇，赫罗德那长长的松垮的裤脚，就让基宾斯基露出了邪魅的一笑。

但他并没有点破，更没有质疑，而是同弗莱格塔一样，请求纳入上尉麾下。

基宾斯基的请求不同于弗莱格塔，他不是麻木，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投机主义者。

当在惩戒营中赫罗德装模作样的审问囚犯时，基宾斯基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动刑的。

到了后面枪决囚犯，殴打囚犯，炮击囚犯，哪一件事情都有他作为主力参与其中。

他这么做的原因与弗莱格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是为了活下去，而斯宾斯基是为了得到。

他不点破赫罗德，想依附于这个假“钦差”，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宣泄与享乐，使空虚的心理与躯壳得到双重的满足。

他其实也从来没把赫罗德放在眼中，只不过是在人前做做样子罢了，内心中他对赫罗德充满了嘲讽。

口腹之欲的满足尚能令他对赫罗德保持理智与尊重，而一旦面对肉体与感官上的刺激则令他露出放肆不羁的本质。

于是，终于因为一个大奶女人，触怒赫罗德，而被扒光枪决。

斯宾斯基是“赫罗德行动队”中的另一类人代表，他们对未来丧失希望，战败让他们为自己的付出不屑，转而发展为对权力的蔑视，但讽刺的是，却又想依附权力肆意及时行乐的投机者。

无论是麻木还是投机，如果说赫罗德是条恶龙的话，那么这两种人就是这条恶龙的双翼。

他们从客观上非但没有戳破赫罗德，反而对“空军上尉”起到了保护作用。

他们同那些高级军官一样，促成了赫罗德的“神话”。

匍匐于极权之下的人性

其实行文至此，对影片中赫罗德本人的分析应该是最简单的。

他并不复杂，一个经历过战火的少年士兵，也正是因为年少，便无知者无畏到敢于冒充高级军官。

那一身军装于他就宛如一副具有魔力的盔甲，穿上之后便可华丽变身，刀枪不入，精彩的演技加上种种的天时地利，于是一个刽子手诞生了。

当强权赋予给一个曾备受压榨和欺凌的小人物，而又不受约束监督时，往往会对社会和公众产生巨大可怕的反噬，甚至可以塑造一个魔鬼。

我们通过影片可以一步步的看着赫罗德从一个被猎杀的小士兵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甚至玩儿起杀人游戏的刽子手。

被猎杀时的亡命狼狈。

刚穿上上尉军服时的惶恐局促。

淡定后的回眸一瞥，眼神中已经露出对战争与权力的流连。

第一次枪杀同胞。

把囚犯绑在一起，让他们逃跑，然后自己则享受着杀人游戏的快感。

享受高高在上的权力的快感。

用高射炮炮击囚犯并撒上石灰毁尸灭迹。

此时的赫罗德已经成为了一个杀人恶魔，他那身笔挺的军装愈发合体，英姿勃发，而他也已经真的把自己当做了“赫罗德上尉”。

甚至在军事法庭上受审时，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抵制日益膨胀的失败主义（原来其实他一直在弘扬正能量）。

正如前面提到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会产生极大的反噬，甚至会让自身出现幻觉。

赫罗德如是，希特勒也如是。

而影片最后的彩蛋，堪称，神来之笔。画面中，赫罗德等纳粹党徒穿越时空，来到现代时空的的德国街头。

他们依然穿着纳粹的军服，大摇大摆的在街头调戏妇女、侵犯人身权利、抢劫，实施着七十多年前一模一样的暴行。

可讽刺的是：没有人敢反抗，也没有人逃跑。

自诩为文明的现代人，在这些战争中的屠杀机器的强权与淫威之下，只懂得温顺的配合。

这是整部影片最深刻的反思。

“赫罗德上尉”本可用这套军服选择向善，但他选择了堕落，但更讽刺的是一大群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普通人。

人类本身有服从和崇拜威权的本能，而电影中的士兵则服从更加彻底，他们竟然服从的只是威权象征性的附产品：纳粹制服，并为此轻易放弃了自己“人”的属性。

那些洞悉人性黑暗时保持沉默的人，最终也被这黑暗沉默的吞噬，成为极权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影片最恐怖的一章。

正如《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述：“极权主义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这便是平庸之恶。

黑白色调带来的凝重以及镜头语言所营造的沉静感，让观者也变成了沉默的另外一部分。

结尾的狂欢、审判以及枯骨上的漫步，让故事被拽入了更深的黑色之中，而《冒牌上尉》的荒诞，让这种黑色变得魔幻而不真实，然而这竟然改编自真实史实，这虚实之间落差只能用惊悚来形容。

而人性的改变、人格的重塑恐怕远比戏剧故事更加荒诞与曲折，而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永远不要给人性堕落的机会。

《冒牌上尉》其实就是对艾希曼的审判——平庸之恶的最好的诠释，结尾的彩蛋应该是全篇的高潮，剧组的人来到了现代柏林的街头，他们穿着纳粹的衣服，开着印有“军事法庭”字样的车，对普通的民众搜身抢劫，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顺从，即使他们心中会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换句话说，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许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和她提出的“平庸的邪恶”（即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著作和概念之一，同时也启发个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思考和反思自己。“平庸的邪恶”这一概念帮助去除了人们对“恶”的神秘感。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 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质的。

《冒牌上尉》是一部德国反思二战的黑白电影，导演是曾拍过《时间旅行的妻子》的罗伯特.斯文克。

影片讲述，在二战最后时期一个十九岁的普通国防兵假冒空军上尉，成为杀人狂魔的故事。获得了第65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摄影奖。

本片是根据二战真实故事改编的，主人公就是史称《埃姆斯兰德刽子手》的威利.赫罗德。他18岁被征召服兵役，后被派往意大利参战。

因为在一次战争中摧毁了两辆英国坦克而被授予一级勋章，19岁时他在撤退中与部队分离，电影中的故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后来的事看过影片都知道了，但与片中不同的是，被逮捕受审后因为当时战事混乱，他被错误释放。直到1946年因为偷窃面包被英国皇家海军再次逮捕，赫罗德才真正受到了处罚。

经过核实，赫罗德一行杀害了125人。他被判处死刑，死时21岁。

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在表现这个故事时，采用了『黑白』的色调，达成了与现实世界隔离的效果。不用跟现实相同的彩色，一方面是因为故事太残忍黑暗，如果与现实太多连接，观众在情感上接受不了。

同时也是比较容易穿帮，所以导演用『黑白』来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故事』，以减少观众在代入人物时的心里负担。

影片的声音设计无疑是非常优秀的，许多桥段没有音乐，而是用画面场景的声音替代了背景音的作用。这些真实的犬吠，风声和炮火声，营造了肃杀，混乱的环境氛围，给观众很强的临场感，影片也因此获得了第31届欧洲电影奖的『最佳音效设计』奖项。

从剧情上看，在『假冒上尉』的途中，主角其实漏洞百出。过长的裤脚，拒不出示的士兵证，还遇上了过目不忘的老仇人。

但他每次都能在快要暴露时化险为夷，原因是，他有可以利用的地方。逃兵们要跟随『上尉』，让自己避免被追杀。旅店老板宁愿相信是真的有赔偿金可以拿，营地中的长官则需要元首特使的权力来解决僵局。

除了各取所需，主角没被揭穿还有更为深沉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在遇见他的当下，人们其实已经『放弃了思考』。那时，摆在他们面前的看似有两种选择，『信』与『不信』。

但身处当时的德国，人们没理由怀疑一个身穿『上尉军服』，高喊着『希特勒万岁』的『元首特使』。

也就是他们并非完全出于理性的利益判断才『主动决定』相信他，而是在强大的符号系统和社会标签体系的影响下相信了他。只是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是真的经过思考才『选择』的相信，确实是让人挺感慨。

电影在黑幕之后还有个彩蛋，男主一行架着印有『临时军事法庭』字样的军用车，穿越到了现代德国柏林的街头，身着纳粹军装的他被手下簇拥着，开始对当街的路人们公开搜身，抢劫，这是真实的柏林街景。

出场的也都是真实的路人，不是演员。面对主角一行的无理举动，他们或疑惑，或畏惧，但大多数都选择了顺从。这样的情景是不是很像电影正片中的某些场景呢?为什么把二战民众换成了现代人之后，主角还能得逞呢？

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在于那件军服，他们手中所持的武器，以及各种让他们看起来很职业的装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使用手中的武器，路人也没有想到检查武器的真假。因为只要有了这些『军服』『武器』以及『装备』，很容易让人不会去深究他们行为背后的逻辑。即使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也会下意识的服从。

关于这一点，在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曾做过一个实验，他招募了一群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参与者。并告知他们这是一项测试『体罚对学习行为作用与否』的实验，参与者们会随机抽选到『老师』或『学生』的角色牌。

老师提问，学生回答。一旦回答错误学生便会受到电击惩罚，如果连续答错，电压也会依次提高。在这期间『老师』和『学生』是被一堵墙隔着的，只能听见声音，但两人互不见面。接下来，为了更好地阐述实验过程，我会详细重述实验步骤。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老师』，看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学生回答错了第一个问题，电击机器的电压为45V。之后学生又答错了下一道问题，电压上升到75V。学生感到疼痛，并开始嘟囔。到达120V的时候，学生突然大叫了起来，并不停的敲打墙壁。这是『老师』可能意识到了学生受到了伤害，转头向一直坐在一旁的实验人员求助。接下来，身穿制服的实验人员会告诉老师『请继续』的指示。老师接着提问，学生再次答错，电压上升到150V，学生在墙对面那边大叫着『我有心脏病，我想退出实验』。但一旁的实验人员仍示意可以继续提问，并承诺『老师』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得到了保证后，『老师』选择了继续，直到电压超过了330V，学生那边已经没有传出任何声音了，实验结束。

你可能会想，自己一定不会是这个残忍的『老师』。需要特别说明，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他们由工作人员扮演，电击惩罚也不是真的。那些尖叫声，捶墙声都是工作人员事先录制好的音频，而每位参与者被分配的都是『老师』的角色。

而这个实验就是为了测试，『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你猜会有多少人中途停止了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呢? 实验的结果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每个参与者都在电压到某个数值时提出了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的想法。

但在权威人员表达了支持后，没有人在300V之前坚持停止，65%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极限的450V。

一位亲历的参与者曾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怀疑『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民众会不会遵循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

当一个人被赋予伤害他人的权力时，如果有制服、职位、专业性，又或者看起来『合理』的理念。比如电影中『逃兵』已经被判了死刑，他们的存在危及德军战斗力，那么人们很有可能会做出可怕的事情。

米尔格伦实验和《冒牌上尉》都给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是被命令走下尸坑的老兵，或者射杀逃兵的演员。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相信的善良和悲悯，下意识地服从命令，这种『罪恶而不自知』的行为，被一位犹太著名政治思想家 汉娜.阿伦特 总结为『平庸的恶』。

它指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或者放弃个人价值判断的『恶』。而在片尾，远离了人们可以比较容易逃避的历史。

导演设计了这个在当代的彩蛋，他警示了人们，罪恶并未远离，平庸之恶仍有可能发生，『纳粹』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这正是身处和平年代的现代人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冒牌上尉》是德国拍的。德国作为二战的挑起国，战后全国上下都建立了反省战争的系统机制。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 威利.勃兰特 下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2013年的大屠杀纪念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对纳粹罪行负有永恒责任』。2015年在二战结束70周年，德国总统高克和民众一起悼念苏军俘虏。

此外大量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深入探讨纳粹制度，战争和人性相关的话题。曾获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 君特.格拉斯，其代表作《铁皮鼓》就与二战有关。

他剖析了当时德国小市民的盲从心理，借此抵制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回避。而电视剧《我们的父辈》，电影《帝国的毁灭》、《浪潮》等等，重现了在时代裹挟下的大、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给人警示。

另外在德国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并且强调要从多角度来看待这一历史时期所涉及的问题提醒大家要引以为鉴，时刻自省。这体现了德国在反思过去错误时的务实和正视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或许现在看来，那场改变世界格局的『二战』泰国遥远，它只是历史书上寥寥几页的内容，只存在于影像文字或长辈的口述里，但如今，强权也依然存在。

年初，有一则『叙利亚难民骗3岁女儿笑对炸弹』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位父亲怕连日战火给女儿留下心里创伤，便告诉孩子炸弹爆炸声是男孩们在玩烟火游戏，并约定听到这种声音就要大笑。这是一个父亲为了保护女儿，能说出的最令人心酸的谎言了。

说回电影，一件『上尉军服』竟能让赫罗德犯下这样反人类的罪行，还能得到身边这么多人的支持，着实令人震惊。

当一些权威标签或者外在信息摆在眼前时，人们会倾向于相信它，并服从它所暗示或代表的力量。而这个倾向通常比我们感觉上的要高更多，假设一个场景，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和一个上市公司的CEO，他们（过去所有）的经历和知识都是一样的，唯独此刻的身份不同，两人说出来的同样一句话，是很难被同等看待的。

诚然，社会中的既有观念体系无处不在，我们也必然会受到它们的影响。不过我们可以常怀反思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真正『正确』的。

从本心出发审视事情的对错，而且甚至当周围人都彼此影响时，保留自己的独立判断，时刻对危险的思想心存警觉。这样可能能尽量减少『冒牌上尉』这样的悲剧，这或许也是影片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好多网友都在从战争和人性角度去反思这部剧，因为故事确实以战争为背景。但这个框架似乎并不能充分解释菜单中那细思极恐的一幕——主角团“穿越时空”来到现代德国的街头大肆搜查骚扰，却没有遇到真正的反抗。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更一般的解释框架——秩序与权威。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秩序和规则，哪怕是坏的规则，也好过没有规则。规则需要权力来维持，而权力有效运行则需要权威。

当二战末期的德国处于秩序半崩溃中时，人们渴望权威来填补体制的真空、激活权力的运行，哪怕这个权威的内核空虚无比、徒有形式，那些渴望权威的人也愿意配合并抬起这面虚幻的大旗。

吊诡的是，权威的实质不过是受众的信赖罢了，当配合假装的人多起来了，这个曾经徒有虚名的权威便成功地自我赋权了，真正掌握了对群众的支配。至此，一个支配群众的权威被群众自己塑造出来并统治自己。

有了权威，秩序和规则就建立起来了，人们就自然地想去服从规则来免予规则的恐惧，即使这种服从被伪装成是基于信赖、谋利、从众或者所谓文明、道德、法律等宏大概念。